需从社会学理论出发进行分析,因而并没有在本质上接受历史学的“叙事”传统,而他们的自我认知也在根本上有别于所谓的“天然的历史学家”。此外,这种历史社会学研究虽然很大程度上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内在的进步主义和历史主义,并接受韦伯主义对于现代性的批评和重构,但并没有质疑与现代性社会理论相关的基本概念,从而排斥或压抑了这些概念之外的社会事实和议题。这继承了20世纪以来美国社会科学对于现代性的信心与信任。在某种程度上,这无非是用一种当下主义,替代了另一种当下主义。
另一种历史社会学的实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逐渐展开。其中,亚当斯、克莱门斯和奥尔洛夫所编纂的《重构现代性》是这一运动的重要宣言之一,她们自称这次运动为历史社会学“第三波”。<注:"有关历史社会学不同浪潮(波)的划分也有不同说法,比如DennisSmith(1991)就认为只有两波,其中第二波分为三个阶段。">尽管这一运动至今仍缺乏相对统一的理论语言,也没有像“第二波”那样明确的议题和方法内核,但有以下几个大致的动向:第一,将行动者及其能动性移入理论的中心位置,讨论其利益、理念与身份是如何具体形成的,而并不假设它们是由其结构性位置事先给定的;第二,重新引入被“第二波”历史社会学所忽略和压抑的多元“庶民”群体和社会领域,比如关注性别、性取向、少数族裔问题等等;第三,从关注结构性权力的运行方式转向关注毛细管式的权力实施的过程,比如研究分类体系的制度化、医疗过程中的话语建构和技术创造的新秩序;第四,从关注政治经济学转向关注宗教、情感、,bao力和其他所谓“非理性”的社会因素,易言之,这也是历史社会学的“文化转向”。(Adamsetal.2005,63—64)
此外,休厄尔对于“事件”及其背后的“事件性时间性”的理论化和实证尝试也和“第三波”展开了对话,这使得他在历史社会学中的影响甚至超过了他所在的历史学科。所谓的“事件”,即“能够深刻改变结构的、相对来说罕见的一类事情”。所谓的“事件性时间性”,则强调历史的路径依赖于历史情境的重要性,承认因果多元与异质性,并将历史或然性放置在社会关系重构的核心。休厄尔以法国大g,m中的攻占巴士底狱事件为例,说明在具体的事件中历史或然性如何耦合,并通过改变文化图式的集体行动来变革结构本身(Sewell2005,100—102;225—270)。而厄马考夫的历史或然性理论的原创性,在于其试图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