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历史案例的比较,并没有成为这一少壮派群体实际的领导人。斯考切波等以ASA作为其主要的学术阵地;而蒂利及其弟子以及其他一些更关注微观问题的“社会科学历史”(socialsciencehistory)研究者则以SSHA作为其主要阵地。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存在多种不同的拥抱历史的实验。这段历史详见阿伯特(Abbott2001,91—120)。当然,阿伯特对于社会科学历史转向的解释,主要是学科内部的“分形差异”(fractaldistinction)带来的运动,是一种“内部视角”,我并不完全同意。">相应地,大约从1975年开始,历史社会学的博士毕业生数量开始猛增,美国社会学会(ASA)比较历史研究论坛和社会科学历史学会(SSHA)中相关的学术群体也迅速扩张。总体来说,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意识是这一波历史社会学研究的底色,而韦伯对于政治领域相对独立性的论断亦是其重要的思想资源,当然法国年鉴学派的研究实践和“长时段”概念也对其影响良多。其角力的对手主要是战后美国主流的结构功能主义(Adams,Clemens,andOrloff2005,15—22)。
这些历史社会学运动内部不乏多元脉络和纷纭表述,但以早期的斯考切波为代表的历史比较曾经引起广泛的争议,此处也值得详述。这种静态的比较方法将历史事实和过程从历史情境中抽拔出来,并仍以自然科学的演绎方法为出发点。在时间性的层面,休厄尔曾称其以“实验性时间性”为基础,因而——
“类实验性的比较方法最大的问题还不在于无法搜集足够的案例,这只会影响一些研究的(具体)问题。最大的问题毋宁是有关时间性的非历史假设,这是严格遵循实验逻辑所必需的。我会说有关时间性的实验性概念和一般的比较方法是不可分的,且只有在布洛维十分恰切地称之为‘把历史冻结’之后才能施行——我还要把这个比喻扩展一下,即把凝结成团的历史时间人为切分为可以相互替代的单位。”(Sewell2005,94—95)<注:"此段为作者翻译。此段所引的布洛维对斯考切波的批评,请见Burawoy(1989)。">
正如休厄尔所批评的,这种历史社会学的议题固然是历史的,但其处理历史的方式是非历史的。截然不同的、分属不同时期和情境的“过去”,被当下的研究者调用,成为“相互替代的单位”被并置在一起,在当下的理论尺度中进行比较。并且,这种历史社会学始终认为自己的根本任务是进行社会科学式的“解释”,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