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的雾月十八日》却展示了分析的另一种可能性。路易·波拿巴1851年复辟帝制在当时的法国或欧洲是令人震惊的，但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这不过是一个小事件，是大历史中的一个小插曲。比较历史分析一般不会去专门研究这等小事件。然而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却极其细致地研究了这个事件。他的研究是严格按照时间序列来展开的过程叙事。在他笔下，无论是路易·波拿巴，还是尚加尔涅或卡芬雅克，抑或是赖德律—洛兰或巴罗，都不仅仅是某个阶级面目模糊的符号或例子，而是一个个活生生、有个性、有心机，其言行充满紧迫性和偶发性的人物。《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开篇有句名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2009，470—471）我们以前在解读时常常过于强调后半句，而忽略了前半句：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类似波拿巴这样“蚂蚁变狮子”、尚加尔涅这样“有英雄而无功绩”、赖德律—洛兰这样“有热情而无真理”的戏法在政治舞台上不断地上演着。阶级斗争当然是具有最后决定性的力量，但由于行动者的复杂作用，历史显现出了多重的因果性。马克思的历史叙事与通常的法国史专家的历史叙事有着关键的不同。我把马克思看作将结构分析、局势分析与行动分析三者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事件社会学”的开创者（应星2017）。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所说的结构、局势和行动者从表面上看似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后来所谓“历史三时段”——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的分析对象，但实际上，在马克思的分析中，结构、局势和行动者都折叠在同一时段的事件中。布罗代尔用结构淹没了事件的重要性，把事件仅仅当作结构的“泡沫”；而在马克思那里，既是结构和局势形塑了事件，同时又是事件再生产了结构和局势。结构、局势和行动者的同时着力，使事件波谲云诡，充满了种种悖论，社会学的一对基本概念——结构与行动之间的张力也就深隐其间。那些仅仅从结构眼光来解读历史的人常常不耐烦被马克思书中诸多的历史细节所缠绕，或者仅仅把那些当作马克思酣畅淋漓的修辞术的展现。然而，正是对这些历史事件及其悖论的细致解读，对这页灰暗的历史的耐心辨析，才是走向马克思所开创的事件社会学的通道，才是克服那种粗,bao的线性的阶级决定论的关键。
第二个典型例子来自蒂利。蒂利是比较历史分析大军中的重要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