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国家能利用意识形态为其提供软实力，或者说一个更为稳固的合法性基础。要想把某一意识形态作为合法性基础，国家作为一个政治行动者就会选择与给定时空下的某些意识形态行动者结盟。我在前文中已经说明，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只有与具有强制性和半强制性的力量结盟后，才能得到飞速扩张。因此，作为意识形态行动者的教会、寺庙、学院，大多数都会很愿意与政权结盟。毛**曾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来描述知识分子的属性，应该说这是一个抓住了意识形态权力的性质和意识形态行动者的性质的洞见。但在另一方面，不同意识形态所提供的不同的合法性叙事，也定义了一个国家的性质和国家—社会关系。古代世界的不同文明、当今世界的不同制度，它们之间最为根本的不同就在于“国教”或者国家所推崇的世俗意识形态的不同。也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轴心时代宗教对文明分岔具有韦伯所说的“扳道工”作用(Weber1970)，以及曼所说的“铺轨”作用(Mann1986，341)。
(5)道家时间
人类的经济、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行为的内在的各种机制性逻辑会给历史带来不同的时间性，但是这些机制性逻辑大多数都具有很强的正反馈性（赵鼎新2021，43—45），或者说都具有内禀的不稳定。这一不稳定性势必会带来“报复”，具体说就是会受到各种具有负反馈性质的社会力量的调节，这就形成了所谓的道家时间。道家时间有两个关键。其一是转化和否定，而不是螺旋式发展的“否定之否定”。既然没有螺旋式发展的“否定之否定”，历史也就没有什么终极目标。道家时间就像是一幅太极图，它没有终极目标和意义，但却有规律可循，并且规律的重要性和作用方式也会不断转化。其二是多元动力，即导致事物转化与否定的原因是多重的，并且这些原因的重要性和组合方式可以不断改变。
道家时间的这一特色使它明显区别于西方学者提出的各种对称性循环理论，即认为是同样的力量让历史获得了正向运动和反向运动，也是同样的力量造就了历史一次又一次的循环。持道家史观的学者会认为，虽然历史发展呈波状，但造成单一循环的正反两个方向，以及每次历史循环波动的原因都不见得相同。老子把这个意思总结为“道可道，非常道”，即所谓可道的道，比如，奥尔森的利益集团势力消长周期，特钦的凝聚力周期及人口和政治周期，虽然很有洞见，但都不是“常道”。这是因为可道的道仍然属于社会机制范畴，它们的重要性和在社会中的作用方式必然会随着历史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