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
“谁要接手那样的地方啊。”我说。
“有说要改造成书店,也有说要改造成游戏厅。”潇潇说。
“里面那些人都去哪里了?”我问。
“他们中间不少人已经离开南京了,而且他们总有可以去的地方。”潇潇说。“你呢?”我问。
“防风林的老板搞到一笔日本人的投资,在上海开了一个演出俱乐部,设备和技术人员都是从日本运过来的。我跟着他来到上海,已经是去年夏天的事情。你走之后,我就去北京了,在那里待着等签证,但那段时间里,送到美领馆的签证整个房间都被拒签。我颓废了很久。后来就来了上海。”潇潇说。
“你早就可以联络我们的。”我说。
“我知道。来到上海以后,张宙的节目和你们的节目,我一期都没错过。”潇潇回答。
“张宙在节目里最后说了什么?”王鹿问。
“他说再见。”潇潇说。
“没了?”王鹿问。
“没啦。但他那样说,你会觉得,你们再也不会再见。”潇潇说。
“其实我们都没再继续听张宙的节目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说。
“那真不错。我想是因为你俩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那段时间。”潇潇说。
“是吗?”我问。
“那你接下来怎么办呢?”王鹿问。
“我嘛——我想先对生活负起责任来。”潇潇这么说,怀着乐观和忧患。我想他和以前多么不同,他在担心很多事情,但我又想,他只是在说梦话。
我们三个离开广播大厦以后一起走了很长的路,我感到潇潇走在我身边又长高了一截,也可能是更瘦了,肩膀撑住薄薄的外套,看起来像是那种随处可见的忧心忡忡的年轻人。某些时刻或者角度,非常不像他。但我想,我不应该总是拿过去的事情作为参照物,而且我很久没见到潇潇,变得陌生,也是极其自然的。后来我们来到河边。风无遮无拦,又野蛮又刺骨。我们遇见桥就翻过去,一会儿在岸的这一边,一会儿在岸的另一边。有些地方极其破败,防洪堤底下散发着尿味,天稍稍暗下来以后,水鸟和蝙蝠便在低空徘徊。路上结冰,我们走得极其小心,而且总是被棚屋、绿化带以及突然出现的路障阻断,不得不绕过小片小片的居民区,再想方设法回到河边。河流湍急,眼睛就能看见浅浅的浪和漩涡。我们交谈得越来越投入,对于周边事物变得毫不在意。
河对岸的楼房渐渐亮起灯,枯萎的芦苇大片大片倒在河边,我们在中间穿来穿去,又累又渴,终于不得不停下来,坐在防洪堤上喝水和抽烟。风小了,气温却变得更低,空气里始终有冰冷的泥煤味。我们不时站起来,跺脚,原地转圈,跳来跳去,不让自己冻僵。附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