慨。
“新年夜就已经有人等在了外面,张宙的节目那天播出最后一期。但他已经走了,他早就作好了决定,之前没有和其他任何人说。”欧老师说。
“我不理解他为什么要主动结束节目,总有办法继续做下去。”我说。
“我也不能完全理解他。”欧老师说。
“我们还没见过他。”王鹿说。
“你们见过他。在你们的派对上,那天他也去了。”欧老师打断我们。
“他来参加了我们的派对?”我和王鹿都很吃惊。
“凡是派对,跋山涉水他都会去的。他很喜欢你们,和你们各自聊了天。”欧老师说。
“我想起来了。他来舞台边找我,在京摔下来之前。”王鹿说。我也想起来了,那个夏威夷衬衫男孩。
“你们聊了些什么?”我赶紧问王鹿。
“摇滚乐之类的。”王鹿说。
“还有呢?再想想。”我继续追问。
“我那时在想着其他事情,没法专心和他讲话。他能感觉到,但似乎也并不在意。”王鹿说。
“你呢?”王鹿问我。
“朋友。我们聊了朋友和友谊。”我现在又想起更多。我们在水边,在浅滩上,太阳迟迟没有升起来,那真的是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始终都在交谈,有时候是他在讲,有时候是我在讲,一点都没有厚此薄彼。水面吹过干净的风,虽然有很多云,但光线透亮。我的饼干渣都掉在地上,麻雀过来,在我们脚边走动。后来张宙说起京的跳海,于是我断断续续地说着我的朋友,怀着显而易见的骄傲和快乐,他也说起他的朋友,但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一段胡作非为的被荒废的时光。
我和王鹿走出广播大厦的时候,外面的人群仍然没有散去,还不断有人加入进来。下班的人和放学的人,他们把包放下,坐在台阶上。于是我们也加入他们,气氛轻松散漫,不像是道别,却仿佛所有人都在等待一场冬日派对来拉开序幕。这时有人拨开人群,张开双臂朝我和王鹿大步走来。
“潇潇!”王鹿大叫,继而跳起来抱住潇潇。天冷得要命,潇潇只穿着运动衫和牛仔外套,和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一模一样,一贫如洗又绝对纯洁,本该出现在美国,而不是这里。我也想拥抱潇潇,但我迟疑了,然后那个时刻便过去了。潇潇坐下,从口袋里掏出烟分给我们。
“我那天听完张宙的节目就跑来电台了,想要当面和他道个别,但我想他应该是已经离开了。”潇潇说。
“这几天你一直都在这里?”王鹿问。
“前天来了,昨天也来了,今天刚刚过来。我想即便见不到张宙,也能见到你们。”潇潇说。
“我不知道你来上海了。”我说。
“说来话长。你们知道防风林转手了吗?”潇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