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他。
“当然都会消失啊,不然呢,建成一座纪念碑吗?”群青头也不回地回答。
晚上我们勉强找到一间没有打烊的饭馆,喝了不少白酒,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漫天,bao雪,我从没见过这样的风景,被强烈震慑,想着纪念碑的事情,又一个人在无序混乱的大寂静中走了很久,才愿意回头。两天以后雪彻底停了,空气清澈寒冷,高速公路重新开放。我们清理了车身的积雪,用热水浇灌冻住的雨刷,离开泰安之前先去了那间工厂,一路沉默,交付了全款订金,拿下整个厂里的货,然后联系老谢,向他临时租用在虹口的仓库。
回程途中,高速公路的积雪已经被清理,堆在护栏两侧,冻成连绵的灰色冰原。一路上看到好几起事故,追尾的,侧翻的,调了个头撞进护栏的,司机们缩着脖子站在外面的积雪里等待救援。我们像极地中的破冰船,筋疲力尽地龟速行驶,精神紧张到不敢打开收音机。直到驶出了积雪的区域,风景瞬间开阔,两旁是冬天的山和冻住的湖。我们的车虽然无法制冷,却能放出十足的暖气,群青突然精神起来,一脚油门踩到底,我们似乎在重力加速度中穿越到了虫洞的另外一侧,周围都是飞艇的残骸。
回到上海,圣诞节已经结束,于是我和小象说好一起跨年。市区的交通从下午起便瘫痪了,所有人都想在这一天终结旧的事物,我也一样。从一个地方缓慢地移动到下一个地方,经过高架、隧道和桥,电台里播放着冬季的热门金曲,主持人不断接听打进来的热线电话,互相高高兴兴地说着美好的愿望。马路上的年轻人都精心打扮过,穿着靴子,戴着贝雷帽,去和喜欢的人见面。我的心里也不免流动着极为温柔的物质。
到小象办公室的时候,她正挣扎着从行军床上爬起来,毯子还保留着半个人的形状,她嫌碍事地把头发全部绑在头顶,戴着眼镜,套头衫从领口到胸口都是脏的,像是已经在办公室里住了很久。我从没见过比小象和她的同事更疯狂更热爱工作的人,他们的办公室二十四小时都在运作,备着折叠躺椅、睡袋和各种生活必需品,如同夏令营地。
时间还早,小象让我稍等片刻,她要把手里的校对稿看完。她的二十一世纪浪潮项目还在继续,关于我和群青的采访文章让她在报社获得了年度奖励,也获得了更多支持和自主权,包括可以调用的摄影记者。这段时间她都在追踪一个本地乐队,我因此也跟着她看了好几场演出。乐队还在自我塑性和调整阶段,整体气质摇摆不定,既愤怒炽热,又柔软放浪。成员的数目也说不好,少的时候两个,多的时候五六个。主唱是体育学院的学生,国家一级运动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