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适用于个体，也适用于国族。
因此，从一开始，纳粹主义就是以“生物进步主义”的面目出现的。它宣称，其宗旨是要将人类最“优秀”的基因，也就是所谓雅利安人基因，发扬光大，而“劣等民族”，比如犹太人，则应当从人类的基因库中被抹去。阅读纳粹德国史就会知道，他们消灭的不仅仅是犹太人，还有一系列配套的“生物进步主义”措施，比如，对老弱病残实行安乐死工程，绝育工程，消灭精神病人，消灭吉卜赛人，各种优生学措施，等等。
我以前读《纳粹医生》这本书，有一个细节印象深刻。作者说，在整个德国纳粹史上，尽管杀人无数，官方文件上却从来没有出现过“杀死”（kill）这个词，永远都是“清除”“驱逐”“净化”乃至“最后方案”等正面或中性词汇。也就是说，纳粹从来避免以屠杀者的身份出现，他们试图以“拯救者”的面目出现，以“科学理性”的面目出现，以“进步推动者”的面目出现。用党卫军首领希姆莱的话来说：“国家社会主义不过是应用生物学而已。”
因此，当时很多普通德国人，正是通过这种“生物进步主义”的意识形态看待纳粹之恶，而通过这个“翻译软件”看到的恶，就不再是恶了，是为了迎接美好明天进行的“大扫除”。艾希曼之所以如此热情洋溢地投入到反犹工作中，也正是因为接受了这样一种世界观。在20世纪50年代的访谈中，他明确表示：“在完全理解《凡尔赛条约》的耻辱之前，我已经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信奉者了。很大程度上，国家社会主义就是超级民族主义。”他甚至表示，他是康德的信徒，不过，他说，“苏格拉底式的智慧，应该臣服于国家的法律。”
其实，岂止纳粹主义，几乎所有的政治迫害，都会有一个将其迫害正当化的意识形态话语。穆加贝在津巴布韦推行所谓“快速土改”时，任何反对他的人都被视为“新殖m;主义者”。在袭击平民的恐怖主义者眼中，他们是捍卫神圣宗教、反抗世界霸权的“圣战”战士。在缅甸军方针对罗兴亚人的种族清洗中，罗兴亚人则被说成是恐怖主义,bao徒。在卢旺达屠杀中，胡图族将被杀害的图西族称为蛀空国家的“蟑螂”。当萨达姆针对库尔德平民使用化学武器时，他宣称库尔德人是分裂祖国的罪人。之前的课我们谈到过韩国电影《辩护人》，在电影中，那个安全人员把宋律师打倒在地，并呵斥道：“你知道你们为什么在过着岁月静好的生活吗？是因为有我这样的人。”在所有这些情节中，意识形态成为现实的过滤器。复杂的现实穿越意识形态抵达每个人的头脑，就像阳光穿越大气层抵达人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