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重要的信息。
案发当日，他和朋友在河边的浅滩处玩石头，玩得正高兴时，他回头瞥了一眼水泥护岸，看到那里站着一个男人，身边还有一个小女孩。沿着护岸往前走一点，就是人们发现小真实尸体的地方。这两个小男孩当时也被警察问话了，可是他们的证词也无故消失了。
侦查人员向法院递交的材料，不过是冰山一角。
一般来说，警方与检方会留存没有在审判中递交的调查书和办案记录。起诉后，这些材料由刑事部检察官移送到负责公审的检察官手里进行筛选，只有适合定罪的有利证据才会提交法庭。我采访一位前检察官时才知道，未提交到法院的证据，在检察厅内部被称作“残留记录”。
证据本该为追寻真相而存在。可现实中，证据仅仅为侦查人员的立案工作提供了方便。
检方甚至将残留记录称作“消极证据”，像上文出现的前侦查队长一样，用“这种事情有的是”“这是毫无意义的”之类无关痛痒的理由一笔带过。发现误判、残留记录才是“积极证据”时，他们依然装聋作哑。
评估证据难道不应该是法院的工作吗？
我曾数次向栃木县警察局提出采访请求，对方总是回复我说：“对于正在申请再审的案件，我们无可奉告。”
当初在记者见面会上自信地声称足利市三起案件全面侦破的警方，在被爆出可能造成冤假错案后便拒绝采访。
我也曾被卷入类似的案件，那就是“桶川事件”。我一直认为，“北关东连环杀童案”与“桶川事件”在某种程度上极其相似。
一九九九年十月，埼玉县的JR桶川站，一个名叫猪野诗织的二十一岁女大学生被人刺死。
有人在现场目击到了逃跑的凶手，身材微胖、短发。
案发后不久，我便参与到这个案子的采访工作中。由于我没有加入记者俱乐部，辖区的上尾警察局拒绝了我的采访请求。工作毫无头绪时，我与诗织的朋友们见了一面。她的朋友们战战兢兢地告诉我，诗织是被一个跟踪团伙盯上了。“诗织曾说，如果她被人杀了，就是小松杀的……”
小松曾和诗织短暂交往过，诗织很快就察觉到异常，与他分手了。之后，诗织受到小松威胁，一伙号称小松上司的人还闯入她家，在她家周围贴满了印有她姓名与照片的诽谤传单。这明显是一起有组织的犯罪行为。
诗织曾向上尾警察局求救，仍未逃脱被杀害的命运。
她在“遗言”中记述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按照“遗言”所讲，那个杀人犯应该就在小松周围。我在采访中得知，声称自己是汽车销售员而接近诗织的小松，实际上经营着一家风月场所，年龄也是假的。诗织在完全不知道他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