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界人士自发地组织起来，开始从科普到实践过程中，逐步进行推广。
俞锐就是八院最支持生前预嘱
人。
尤其他手下脑瘤组和重症组，
直就是高死亡率组别，很大部分病人，最终无可避免都会在监护室里等待生死宣判。
有些病人明明已经无自主呼吸，处于脑死亡状态，可只要家属不愿放弃，他们就得用尽各种方法去抢救，甚至眼睁睁看着病人靠呼吸机维系，直到各项器官衰竭。
所以遇上那些病情严重，又明显已经无法治愈患者，俞锐都会让科里医生在适当情况下进行生前预嘱科普，把选择离开方式交还到患者手里。
在这件事上，钟烨虽然并不反对，但也从未表现出支持。
他个性务实且看重成效，生前预嘱推行难度太大且收效甚微，远没有器官捐献那
迫在眉睫，所以他根本不会投入人力物力去做。
何况到目前为止，未做公证生前预嘱并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顶多可以作为病人清醒时想法，在必要时刻传达给需要做选择家属。
这次16床事正是如此。
早在16床查出脑瘤时，俞锐就跟对方科普过生前预嘱，对方签
，但也只是纸文件，并不具备任何强制执行法律效力。
梁主任找上俞锐时候，从内心来讲，面对心外等待移植手术病人，俞锐心里不是没有过犹豫。
可犹豫过后，他依旧认为，哪怕只剩最后秒，生命本身也值得被尊重。
他没办法为简单寻求所谓最大利益，在情感和道德上施压，迫使本就在彷徨哀痛中病人家属放弃自己至亲至爱，还要去成全别人。
将心比心，他做不到。
他能做且也唯想做，就是在最后关头把那份生前预嘱交给家属，由家属们自己去做选择。
好在，挣扎过后，病人家属还是选择尊重患者本人意愿，放弃全部创伤性抢救，捐献可用身体器官。
顾翌安也听说这件事。
晚饭过后，俩人坐在沙发上，聊起16床，也聊起生前预嘱。
生前预嘱在美国早就合法化，在这方面，顾翌安远比俞锐更有体会，甚至也在霍顿遇到过很多类似病例。
人文关怀和医学伦理，时有矛盾，往往并不见得能两全，但所有医学界人都在不懈努力，试图在两者之间求得份平衡。
不过国内环境受限，情况也完全不同，俞锐做这样事不仅耗费精力，很多时候还会面对家属和病人不理解，和不信任。
顾翌安对着电脑边处理电子邮件，边听他讲小半天。
听到最后，顾翌安目光依旧注视着电脑屏幕，接话问道：“怎会突然想到要做这个？”
俞锐坐他旁边，手里翻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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