缝观察效果。不知日本未来是否会成为移民国家。如果成了移民国家，你们会不会把孩子交给保姆或育儿师照顾，自己出门工作？日本女性也许将要面临这样的选择。
还有一个选项是亚洲模式，也就是靠奶奶、外婆。但是由于代际分隔，现在这种模式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通过国际比较可以得知，现在的日本既不存在照护公共化的选项，也不存在市场化选项。为此，女性就不得不承担所有的照护负担。而背负着照护负担的女性，又因此成为劳动市场的底层。
在国外解释“日本女性的地位为何如此之低”时，这样表达会很容易让人理解：
“在日本，性别问题相当于其他社会人种问题和阶级问题的功能性等价物。”
只要这个结构不发生改变，日本的女性就无法得到与男性同等的工作环境。由此可见，谁来承担照护责任其实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中的照护变化，“二战”后家庭体制的变化之时
谁来承担照护责任呢？有一本名叫WhoCares？的书探讨了这个问题。所谓“WhoCares？”，其直译为“谁在乎呢？”（也就是完全没问题），采用这句话作为标题，暗示了这个问题在此之前一直被人们忽略。照护不是免费的，生养孩子其实很辛苦——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女人就不再愿意生孩子了。此书正是将这个问题“可视化”的著作。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照护实现了“可视化”。今时今日，几乎所有家庭都是双职工夫妇，如果全国统一停课，孩子都待在家里，就必须有个人留在家中照料。那么，谁来照顾孩子？面对这个问题，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女性放下工作回家照顾。因为停了工，家庭收入相对减少，于是又有了“休业补偿金”。换言之，新冠肺炎疫情使“照护可视化”，让人们意识到了在家照护并不是免费的。
社会学家落合惠美子在WAN网站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新冠与性别问题》”的文章，副标题为“待在家里不是免费的——家庭及亲人负担的照护的可视化及其支援”。多亏了新冠肺炎疫情，这一问题才终于“可视化”了。
这场新冠肺炎疫情也激发了积极的变化。譬如人之所以要上班通勤，是因为职住分离。正因为职住分离，人才要在中间来往通勤，如果职住一致，就不用通勤了。新冠肺炎疫情应该不会永远持续，待其有所平复，我希望一些事情能回到新冠肺炎疫情之前的状态，一些事情则不要回到原来的状态。我不希望恢复原状的事情之一，就是通勤地狱。
居家办公的人越来越多，家庭内部的夫妻关系也发生了再调节。在此之前，丈夫是100%的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