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父亲的复仇，当然，她们的复仇只能用自伤自罚的方式，这正是作为绝对弱者的女儿们选择可能性的狭小之处。
社会心理学家埃利克•埃里克森(ErikErikson)，早已指出这个问题，他把这种机制称为“自我身份确认的否定性形成”。他注意到，在青春期少女的“自我身份认同扩散综合症”中，可以看到她们的带着绝望感的尝试，有的少女走向卖*，通过越轨行为来惩罚“什么也不是的自己”，从而确认“还是点儿什么的自己”，他还注意到，这些少女大多出身于牧师、教师类家庭，父亲有权威性和压制倾向。在父亲面前弱小无力的她们，通过自伤自罚向父亲复仇。
我们可以发现，埃里克森指出的事实，与清水千奈美在《不能告诉父亲的事》〔1997，2000〕[9]一书中揭示的现象很相符。清水从她的信息提供者的报告中发现，在思春期由于父亲的性接近而留下不快记忆的女儿中，父亲职业为公务员的比例尤其显著公务员的职业，既带有权威性和压制倾向，同时又是谨小慎微而伪善的。他们对女儿的性接近，也是因为除女儿外没有其他可以接近的对象。这么看来，在樱庭一树的小说《我的男人》中，主人公父亲的职业为“海上保安厅职员”，也深具意味。
既非“父亲的女儿”亦非“母亲的女儿”
“父亲的女儿”，会重复生产父权制下的“父亲的女儿”。做“父亲的女儿”，意味着甘心忍受自我厌恶和性别压抑。我们必须切断这种恶性循环。
可是，要想从“父亲的女儿”转换为“母亲的女儿”，决非易事。只要母亲依然充当父权制的代理人，女儿与母亲的关系就不可能和谐；反之，如果母亲想忠实于自己的欲望，女儿又会目睹她受到父权社会的产厉制裁。将母女关系作为一个重要主题来思考，是从女性主义开始。我们从中懂得，母女关系绝非顺畅如意。
正如田岛所言，“选择母亲的语言，意味着死亡；选择父亲的语言，等在前方的是被阉割。”要想脱离“父亲的女儿”，应该是拒绝“二者择一”的任何一种选择。为了脱离现代父权制的厌女症，女人只能放弃“母亲”、“女儿”的角色。因为在现代父权制家庭中，“父亲”、“母亲”、“儿子”、“女儿”这些表达家庭成员关系的词汇，都已被写进了厌女症。“母亲”也罢，“女儿”也罢，无非都是父权制给女人的指定席位。“母亲的解放/从母亲的解放”和“女儿的解放/从女儿的解放”，互不可分。
[1]古希腊悲剧中的厄勒克特拉，是猛将阿伽门农的女儿，其母克吕泰涅斯特拉在丈夫远征中与表兄通*，并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