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思恋其实更加久远，更加痛彻心扉。
在普鲁斯特的小说中，青年文学家布洛克如是谈论威尼斯之旅：“当然，为了跟美丽的女人喝酒，那里还是值得去的。”关于海滨酒店则说：“我受不了这种大篷车旅店假模假样的排场，茨冈人让我觉得恶心，你赶紧派人叫他们闭嘴。”1909年，十八岁的曼德尔施塔姆在写给维雅切斯拉夫·伊万诺夫的信中，同样竭力模仿成熟诗人的欧洲腔调：
我的品位非常奇特：我喜欢毕恭毕敬的奴仆，喜欢电梯悄无声息的行驶，喜欢酒店的大理石大堂，喜欢在幽暗的沙龙里仅为两三位专业听众演奏莫扎特的英国女人。我喜欢欧洲资本主义的舒适，不仅在生理上，而且在情感上亦对其十分依赖。这些，也许都该归咎于我孱弱的健康状况吧？但我从来没有问过自己，这究竟是好还是不好。
后来，纳博科夫在Speak,memory一书的头几章中写道：
永久的（且永远失落的）瑞士宾馆，英国的橡胶脸盆，锃亮的普尔曼式车厢；但语调中有些难以捉摸的东西，让人感觉到在讲述者及其资本主义享乐之间存在着某种间隙和穿堂风。曼德尔施塔姆一家急剧贫化，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出国，前往欧洲。这次旅行令他念念不忘，直到其记忆被20世纪30年代的伟大诗歌所填满。
g,m后的那一年，圣彼得堡作家之家举办了一次当代诗歌之夜。那里陈列着一尊诗人纳德松[19]的半身像，他在19世纪末取得了非凡的名声，却不幸英年早逝，二十年后被人彻底遗忘。一位老女士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瓦特松，诗人生前的朋友，对阿赫玛托娃说：“我想把他从这儿带走，不然他们会羞辱他的。”
我也害怕自己会羞辱到这些人。我自己越是体会到这种羞辱，越是感受到与他们中的每个人在血缘上的亲近，就越是怕得厉害，无论他们将自己的犹太属性视为某种耻辱的缺陷而刻意隐藏，还是将其当成帽徽，故意戴给所有人看。很快，就连这个选择本身也要变成伪命题了。不管犹太人如何对待自我——自己的血脉、不死的灵魂和易腐的肉身，都无法改变其与外部世界的合约，对此，20世纪已经给出了证明。就连弱者的权利——背叛与否弃——也会被一同取缔。集中营适用于所有人，包括无神论者和改信基督教者。
1933年4月20日，托马斯·曼在日记本中写道：“在一定程度上，我可以理解人们对于犹太分子的愤懑。”这句话的背景是新近颁布的一条法令，禁止犹太人占据国家公职，此后类似的限制陆续增加到数十条，其宗旨在于遏制犹太分子，步步为营地瓦解擅长忍耐的犹太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