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好奇的听者和受话人，由层层叠叠、枝枝蔓蔓的家族历史所交汇的家族端点，变成他者和外人，变成一个挑挑拣拣的说书人，全权决定哪些部分能够见光，哪些仍将留在外界或者内心的黑暗之中。
耐人寻味的是，祖父母辈的很大一部分努力恰恰是为了避免引人注目，为了变成透明人，隐身于家庭琐碎之中，与充满宏大叙事、动辄数百万人口误差的大历史保持距离。这种选择究竟是有心还是无意，无人确知。1914年秋，我年轻的太姥姥萨拉从战火连绵的法国辗转回到俄国，她本可以重新投身g,m，由此进入历史教科书或者——更有可能地——枪决名单。可她心甘情愿地退出了历史，成了一名家庭主妇，终日守着四面条纹墙纸和一个丑陋发黄的奶油罐儿。那个奶油罐儿活过了自己的女主人，活过了旧世界，活过了20世纪。
年轻气盛时，这曾经令我窘迫不堪，那种感觉难以描述，也令我羞于追根究底。怎么说呢，这关乎情节构思，我不得不承认：我的族人没有付出足够的努力，好让我们的历史为人所津津乐道。这在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庆典上尤其明显。那时，战争才过去四十几年，刚好与我本人现在的年纪相仿，参加学校庆祝典礼的总是别人的爷爷——鲜花奖章，站在讲台上，腰板笔直，寡言少语（他们所经历的不适合被改编成童话或者魔幻故事），较之于证人，倒更像是证物。可我呢，外祖父廖尼亚没上过战场，他当年是工程师，在大后方工作；祖父科利亚本来是有军官证和红星勋章的，可后来听说，他当时在远东服役，究竟打没打过仗，终究不得而知。
不知从何时开始，感觉他应该是没打过，这种怀疑始自他日后的遭遇。这段暗黑历史乌云一样压在家族头顶，族人对此讳莫如深。那是在1938与1939年之交，贝利亚秘密特赦时期，有些人被突然释放；有些人，比如科利亚爷爷，没来得及被抓进去。当时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究竟发生了什么，云遮雾罩，直到后来我核对了时间才发现，那段暗黑历史刚好与祖母的第二次怀孕时间重叠：我父亲出生于1939年8月1日，距离二战爆发和奥登的名诗September1,1939刚好一个月：
Wavesofangerandfear
Circulateoverthebright
Anddarkenedlandsoftheearth,
Obsessingourprivatelives;
Theunmentionableodourofdeath
OffendstheSeptembernight[1]
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