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梳理着头发，在椅子上乱动，打开收音机放跳舞的音乐。我的朋友耸耸肩，向柜台俯下身子，手指着背后：“你喜欢这些女人？”
我用破布擦着柜台。“是我们的错，”我说，“这个国家是她们的家。”
他不说话了，听着收音机。我在音乐的下面还听到蟾蜍的声音。诺拉挺着胸，鄙夷地看着他的背。
“就像这音乐，”他说，“有比较吗？他们从来就不会演奏……”
于是他告诉我有关去年尼扎(6)的竞赛，当时所有村镇的乐队都来了，从科尔泰米利亚，从圣马尔查诺，从卡奈利，从奈伊维。他们弹了又弹，人们都不再动了，赛马不得不推迟举行，本堂神父也在听舞曲，人们喝酒只是为了演奏音乐，半夜里还在演奏，奈伊维的乐队提贝里奥赢了。可是发生了争吵，逃跑，向头上扔酒瓶。按他的意见，应该得奖的是萨尔托的那个努托……
“努托？我认识他。”
于是这位朋友告诉我努托是谁，他干什么。他说就在那个夜里，为了让那些无知的人看看，努托在大路上演奏，一直到了卡拉芒德拉纳(7)才停止。他一直在月光下骑自行车跟着他们，他们演奏得那么好，以致从那些房屋里，女人从床上跳下来拍手，这时乐队停下来，开始演奏另一个曲子。努托在当中，用低音单簧管带领所有的人。
诺拉喊着要我去让喇叭停下来。我给我的朋友又倒了一杯，问他什么时候回布比奥。
“就是明天都行，”他说，“如果我能够的话。”
那个夜晚，在去奥克兰之前，我到草地上抽了一支烟，远离汽车来往的大道，在空空的悬崖上面。没有月亮，只有一片星星的海，还有蟾蜍和蟋蟀的叫声。那个夜晚，即使诺拉让自己被掀翻在草地上，我也觉得不够。蟾蜍们不会停止叫喊；汽车不会停止顺着下坡路加速冲下来；美国也不会停止以那些大道，以那些在海岸下被照亮的城市结束。我在黑暗中，在花园和松树林的气味中明白，那些星不是我的星，明白它们就像诺拉和顾客们一样令我害怕。油煎鸡蛋，好的工资，像西瓜一样大的柑橘，这些东西什么也不是，它们就像是这些蟋蟀和蟾蜍。值得辛苦来到这里吗？我还能去哪里？把自己从防波堤上扔下去？
这时我知道了为什么时不时地在一辆汽车里，或是在一个房间里，或在一个小村子的深处，会发现一个被勒死的女孩。是不是他们，也就是这些人，也想扑到草地上，与蟾蜍们和谐一致，做一小片和一个女人一样长的土地的主人，真正地睡在那里，没有恐惧？然而这国家是巨大的，所有的人都有份。有女人，有土地，有钱。可是没有人感到满足，没有人由于有了那么多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