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曾经讲述说我离开之前在桥墩下发现了一只金座钟。我们开起了玩笑。“也许现在，”我说，“连我父亲都要跳出来了(3)。”
“你父亲，”他对我说，“你就是。”
“在美国，”我说，“有一个好处，就是所有的人都是私生子。”
“这也是，”努托说，“一件需要改变的事。为什么必须有人是没有名字没有房屋的？我们不都是人吗？”
“随他去吧。我成功了，尽管没有名字。”
“你成功了，”努托说，“没有人敢再对你谈这个了；可是那些没有成功的人呢？你不知道多少不幸的人仍然在这些山丘上。当我带着音乐到处转时，几乎所有的地方，面对厨房，都能发现白痴、呆子和弱智。醉鬼的和无知女佣的孩子，人们使他们仅仅靠吃卷心菜菜帮和菜皮生活。还有人开他们的玩笑。你成功了，”努托说，“因为你以前好歹找到了一个家，你在教父家吃得不多，但你吃了。不是必须说，别的人正在成功，必须帮助他们。”
我喜欢和努托说话，现在我们是男人了，我们相互了解；但是之前，在莫拉的那个时候，在农场劳动的那个时候，比我大三岁的他已经会吹口哨和弹吉他了。他被人找，被人听；他和大人、和我们这些男孩子辩论，向女人们挤眼睛。我那时就已经跟在他后面，并且有时从田地里逃出来，为的就是和他一起跑到河岸上或跑进贝尔波河里，搜寻鸟巢。他告诉我要怎么做才能在莫拉受尊重；后来在晚上他来到小院子里和我们一起监视农场。
现在他向我讲述他当歌唱艺人的生活。他曾经去过的那些村镇，就在我们周围。白天在太阳下明亮而多树，夜里是黑色天空中星星的窝。他和他那些星期六晚上在火车站的站台棚子下教导的乐队同伴一起，轻松敏捷地来到集市上；然后，两三天的时间里，他们再也闭不上嘴巴和眼睛——单簧管去了是酒杯，酒杯去了是叉子，然后重新又是单簧管，短号，鼓；然后是另一场吃，然后是另一场喝和独奏曲，然后是午后点心，丰盛的晚宴，熬夜直到早晨。有聚会，游行，婚礼；有和对手乐队的比赛。第二天、第三天的早晨，他们从小包厢里直着眼睛走下来，把脸插到一桶水里，并且最好在大车、双轮马车和马厩牛圈之间倒在那些草地的草上，这是一种快乐。“谁付钱？”我问。“市政厅，一些家庭，野心勃勃的人，所有的人。而要吃饭，”他说，“总是同样的那些人。”
他们吃什么，应该听听。我回想起了他在莫拉讲述过的那些晚餐，别的村镇和别的时间的晚餐。但饭食总是同样的，听着讲述它们，我觉得又进入了莫拉的厨房，重新看到女人们在擦丝(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