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斯解开了他的座椅安全带。
据说要死的人会有一种突然的快感，就像扑火的飞蛾一样，在圆满的感觉中走向灭亡。利玛斯决定跟对方走以后，一时间就有了类似的欣快感，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随后又回到恐惧和渴望之中。
他现在应该求稳，头儿对一切的判断是正确的。
去年年初，他对雷迈克的情况有了新认识。那时候卡尔向他传递了一个信息：要送给他一些特别的东西，他很难得地要来西德一趟，要去卡尔斯鲁厄市参加一个法律研讨会。
利玛斯于是想办法飞到了科隆，在机场弄到了一辆车。那时还是清晨，他希望路上车会少一些，可通往卡尔斯鲁厄的高速公路还是有不少重型货车在行驶。他半小时就开了七十公里，在车流间左冲右突，为了赶时间，不惜冒险。前方四十米处，一辆像是菲亚特的小汽车突然向他所在的快车道拐进来。利玛斯紧踩刹车，晃大灯，按喇叭，在千钧一发之际避让开了那辆车。他超过那辆车时，眼睛余光看到那辆车的后排坐着四个孩子，在笑着挥手。还瞄到开车的父亲那张愚蠢而惊恐的脸。他骂着向前开去。突然间，非常突然之间，他的双手颤抖，满脸通红，心怦怦狂跳。他坚持着把车在路肩上停下，手忙脚乱地下车，站在外面喘粗气，看着路上川留不息的车流发呆。他好像看到他撞上了那辆小车，车全都被撞毁了，疯狂的警笛和闪烁的警灯，孩子们残缺的躯体散落在路上。
后面的路上，他车开得很慢，错过了和卡尔见面的约会。
以后他每次开车都能唤起他内心深处的这个记忆，想起在那辆车后排向他挥手的孩子们，想起那个像农民握犁头一样紧握方向盘的父亲。
按头儿的话来说，这是他心里的阴影。
他沉闷地坐在飞机中部。旁边的座位上是个美国女人，穿着高跟鞋和尼龙外套。他曾想过让那个女人带个信给柏林同事，但马上就打消了这个念头。那女人也许会认为他是在骚扰她，闹出的动静就会全被彼得斯看到。话说回来，那样做又有什么意义呢？头儿知道发生了什么，这一切本来就是头儿策划的。没有什么好说的。
他不知道他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头儿没有谈过这些问题，谈的都是些技术问题。
“不要一下子把什么都告诉他们，要让他们费点力气。多用细节问题迷惑他们，给他们留些想象空间，要掌握主动权。要表现得,bao躁、固执、不好对付。拼命喝酒，不要在意识形态问题上让步，对方不会相信你的思想会有什么转变。对方的真实意图就是花钱收买你的情报，他们对双方的对立有充分的思想准备。阿历克，不要把自己弄成一个急迫的叛逃者。总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