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侦探小说界自出发以来，本格侦探小说支持派（以谜团与逻辑为主）与文学派便始终对立。从大正末期到昭和初期，侦探小说界习惯以本格派及变格派这种模糊的称呼来区别二者，变格派中有许多作家的创作依当时的标准来看应归入文学作品类。昭和十年前后，这样的对立愈演愈烈，极端本格派（文学无用论）的甲贺三郎与极端文学派（侦探小说至高文学论）的木木高太郎的论战即为代表。过去算属于文学派的我，此时没有偏袒位于两端的任何一方，而采取了“文学式本格论”的立场。经过战争中的空白时期，进入战后第三次侦探小说兴盛期后，这场对立转而成为木木高太郎与我的论战。我并非甲贺那般极端的本格论者，也非文学排斥论者。如同我在其他篇目《两种比较论》、《英美侦探小说评论界的现状》中详述的，我是个文学式本格论者。可木木不满足于现状，也不满足于从爱伦·坡以来的一切侦探小说，想创造出完全不同形式的纯文学侦探小说，然而我无法想象被木木当成目标的新侦探小说会是什么样的形态。木木对《蝴蝶梦》赞誉有加，也将鸥外的《如同那般》视为推理小说，但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非把这些一直以来被视为一般文学的作品也纳入侦探小说的范畴？西方也有把《蝴蝶梦》甚至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当做侦探小说的，但这是为了丰富侦探小说，他们并未排斥《蝴蝶梦》以外的旧式侦探小说。西方的侦探小说界并非无视爱伦·坡以来的所有侦探小说，也不曾有过要把侦探小说全部变成和《蝴蝶梦》一模一样的想法。然而木木认为爱伦·坡以来的一般侦探小说全都不值一提，于是欲把侦探小说引向《蝴蝶梦》，或者我不知道的其他路线，总之是异于过去我们并不称为侦探小说的作品方向。
木木还没有明确提出他所谓的新侦探小说的形态，所以或许是我误会了。但据我推测，依木木平常的风格还有他赞赏的外国作品来看，他的目标应该是几乎没有解谜小说趣味，而是带着某些犯罪意味、或人生谜团的一般文学的方向。这虽然只是我之前的推测，但若真是如此，对于侦探小说往这种方向前进，融入一般文学的发展趋势，我大感不满。因为这样一来，就失去了侦探小说这个特殊类别存在的意义，而那种可称为一般文学的，也用不着勉强冠上侦探小说之名。
简单来说，以上述的内容为背景，木木与我的论战在战后一直持续着。为了纪念，也作为记录，我将我的《对于纯文学论》三篇收录于下。《一名芭蕉的问题》是这场论战的第一篇文章，可以看出我们的论战是源于何种契机；此外，因为我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