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去当这样
只祭祀
羊。
对于“教案”事，曾国藩并不陌生，曾国藩清楚地知道，“教案”屡见不鲜，跟中国百姓大众心理有关。鸦片战争之后，个泱泱大国在与洋人对局中屡屡失败，使得各界人士尤其是普通大众积淤
强烈忿恨情绪；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活动越来越公开化合法化也招致人们不满。更令中国人气愤是，对中国道德伦理知半解外国传教士们，在中国内地地方事务中逐渐拥有相当特权：他们不受中国法律约束，享有“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他们在中国土地上触犯法律，只有他们“领事”才有权“按照他们法律”进行处理，这实际是纵容传教士们在中国土地上为所欲为。那些开始对中国国情不解外国传教士很快就学会清国等级制度，他们和清国*员样，也分成若干等级，开始与清国*员们平起平坐。教会中主教官职相当于清国品大员，与总督与巡抚平级；副主教与清国司、道平级；神父和牧师则与清国知府、知县平级。这样，教会实际上也就成另外个z.府，甚至有些人要求中国百姓见外国传教士，同样也要下跪磕头。除此之外，那些先行入教中国地痞流氓，恃洋人为后台，为非作歹，更让人们横眉冷对。有这样大众心理，也难怪那些百姓们会对教会群起而攻之。这些年贵州、广西、山西，都发生很多当地人与洋教士冲突“教案”，在这样群起而攻之过程中，也有些人胡乱泄愤。中国人人多势众，吃亏，当然都是那些洋教士们，在教案中，教士屡屡被杀被打，教堂也被烧毁。曾国藩清楚地知道，民众只要聚集在起，有些事情根本就无法控制。人心当中那些复杂无比情感和动机，又如何能把握住呢？结果，只有天知道。
接到上谕之后，曾国藩好长阵子都在发呆。他清楚地明白，此次去津，完全可能有去无回。对自己这衰病之身，曾国藩倒是无甚留恋；官居品，封侯拜相，也无甚遗憾。他最牵挂就是两个儿子，担心他们今后若不能好好地立身处世，曾氏家族也会有天突然败落。这样事，对于名门望族来说，几乎不可避免，否极泰来，泰极否来，切都太正常不过。曾国藩唯希望是曾家败落时间能稍稍长点。当天晚上，曾国藩又给儿子们写封信，这封信写写停停，直写到鸡鸣之时才完成。总算把该交代都交代，曾国藩感到释怀不少。这封信如既往地饱含曾国藩忧郁和担心：
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案。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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