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搭了五点二十五分的火车南下，七点半到达波斯顿，一个比克萨达大一倍的烟尘市镇。一辆敞篷公共马车在半小时后把我载到了目的地，我是唯一的乘客。我下车穿过街道，走到对街的旅馆时，天快要下雨了。
一个叫杰克·桑托斯的旧金山记者急着从电报室跑出来问：“哟，有什么新消息吗？”
“大概吧，不过我得先跟维农讲。”
“他在自己的房间——十分钟前还在。你是说那封某人收到的勒索信？”
“嗯。他已经讲了？”
“科登本来要说，可是维农封了他的嘴，要我们先别问。”
“为什么？”
“不就是因为讲话的人是科登吗？”桑托斯细薄的唇角向下一耷拉，“维农、芬尼跟科登现在正在角力——想要看看谁的名字和照片曝光率最高。”
“他们除了这个还干了什么？”
“他们能干什么？”他一脸嫌弃地反问，“一天花十个钟头想挤上头版，另外十个钟头用来妨碍对手，而且他们还得找时间睡觉呢。”
在旅馆里，我告诉另外几名记者“没有新闻”，接着再次登记入住，把行李摆进房间，然后经过走廊去了二○四房。我敲门后，维农把门打开。就他自己一个人，而且显然一直在看报纸——床上的红绿白各色纸张堆了一沓。雪茄的烟雾让房间蒙上了一层灰蓝色。
这位地方检察官已到了而立之年，眸色深暗，下巴高高地昂着，比它本来应有的模样要凸出得多。他讲话的时候牙齿全露，而且非常清楚自己对名利的执著。他轻快地握了握我的手，说道：“真高兴看到你回来。请进。坐吧。有什么新进展吗？”
“科登把我的话转告你了？”
“嗯。”维农在我面前摆了个姿势，两手插进口袋，双腿岔开，“你看事态有多严重？”
“我建议安德鲁把钱准备好，他不愿意。柯林森家的人愿意。”
“他们愿意。”他说，像是在确认我的猜想，“还有呢？”他依然咧着嘴，牙齿还是露在外面。
“信在这儿，”我交给他，“菲茨斯蒂芬早上会来。”
他用力点头，拿着信凑向光线，仔仔细细地检查起信纸信封。完事以后，他轻蔑地把信扔到桌上。
“明显是伪造的笔迹。”他表示，“那么，具体地讲，这个菲茨斯蒂芬——他是叫这名字吗？——是怎么说的？”
我逐字逐句地告诉了他。讲完以后，他两排牙齿咔嚓一声合到一起，然后转向电话，要某个人转告芬尼，他——地检官维农先生——希望马上会面。十分钟后，警长走了进来，一边捋着棕色大八字胡上的雨水。
维农用拇指冲我一指，命令道：“跟他讲。”
我重复了一遍菲茨斯蒂芬对我的说辞。警长听得极为专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