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时局看法时，戈登直言不讳地说：“中国今日如此情形，终不可以立于往后之世界，除非君自取之，握全权以大加整顿耳。君如有意，仆当执鞭效犬马之劳。”李鸿章听完此话后，沉默半晌，然后说：“那当然很好，但是，你知道，
从未背叛过朝廷。”接着，李鸿章又说：“另外，那是不会成功
，会掉脑袋。”
第二次，就是孙文给李鸿章上书
。
1894年6月甲午战争前夕，孙文曾到达北洋大臣李鸿章驻节地天津，向李鸿章递交
份《上李傅相书》。在此之前，孙文先到上海拜见已是名满天下乡贤郑观应，将此书交给郑观应阅。郑观应谈番感想后，转请王韬润色，并给孙文写引荐书，推荐他去见李鸿章。在这本《上李傅相书》中，孙文大胆地向李鸿章提出“取而代之”建议。由于这时中日在朝鲜对峙已经剑拔弩张，加上孙文上书内容过于敏感，李鸿章并没有对此事有所表达。也许，在李鸿章眼中，像孙文这样“知识青年”还是太过稚嫩，不足以从长相议。并且，李鸿章到底有没有接见孙文，直存有争议，上书结果是，李鸿章安排其幕僚给孙文弄张护照，让他“先游历泰西各国，学习农务，艺成然后返中国”。
第三次则是1901年。当义和团运动无法控制、八国联军群起进攻北京之时，西太后急诏时任两广总督李鸿章北上议和。有种说法是，在此关键时期，梁启超到广州，拜会李鸿章，为李鸿章定下上中下三策以应对此事：上策拥两广自立，以李鸿章在当时国内外影响力，旗帜鲜明地恢复汉族统治，建立新政体；中策为起兵广东，北上剿拳勤王，以谢洋人，以兵马给洋人以威慑；下策就是奉诏单骑入虎狼之穴议和。国乱纷扰之际，清室风雨飘摇，朝不保夕，上策无疑也是种大胆选择。但李鸿章对于所有方案都未置可否。还有消息表明，李鸿章在广东期间，还同意幕僚刘学询与英国驻香港总督卜力策划，同流亡在外g,m党人孙中山暗中联络，准备策划两广独立，自立为王或是总统，用孙中山来施行新政。
尽管最终这些行为烟消云散，但这样传闻，听起来还像是煞有介事。也许，到这个时候，李鸿章是对那个腐朽朝廷彻底地失望。这个腐朽朝廷在这半个多世纪中，内忧外患，苟延残喘，牺牲人民，绥靖洋人，让李鸿章本人受够窝囊气。如果李鸿章真有打算鼓足勇气重写自己人生，结果或者不出人意料，只是，时也，运也，李鸿章在犹豫中失去这样机会和可能性，只能以贯之，以个“糊裱匠”形象留在历史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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