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
豫冬是个天生极会讲故事的人，所以今天他横空出世地成了一名小说家，把《澳门往事之孤注一掷》的打印稿呈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丝毫不惊奇。第一次听他讲述他十年叠码仔生涯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不把这段经历写下来，实在是天大的浪费。
我最初听到赌徒故事的时候，是在四年前的一个便宴餐桌上。当我在席间听到我的好朋友嘻嘻哈哈讲起他们当年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的遭遇时，听到一群新兴商业精英在赌桌上亦荒诞亦悲壮的故事时，我感到纳博科夫所形容的“灵感的最初颤栗”。似乎正是类似的赌兴，类似的博弈精神，以及类似的不服输和好胜心使这些私营企业家们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阶段赢得了财富，回过头来他们再将如此赢得的财富投入赌桌，体验到乍富还贫、得而复失的刺激。之所以我要写《妈阁是座城》这部小说，正因为我看到了一种象征，过去三十年的中国财富创造和积累——社会大赌桌，赌桌小社会。因为敢赌，他们赢了，也因为敢赌，他们输了。这也让我想到，我们多灾多难、地狭人多的古老东方，尤其天灾人祸频发的中国，为什么嗜赌的人那么多？或许因为灾荒兵燹留给我们从容致富的时间太短太少，人们才会对横财生出如此焦虑的渴望；人无横财不富，非一夜间,bao富谁知什么天灾人祸就会降临，把你推回到赤贫线上。正是这种焦灼感，使人们相信博弈，把偶然当必然，弱化理性，强调运气，荒诞而悲壮的一批赌徒就这样在社会大赌桌、赌桌小社会之间不亦乐乎。后来，又听了几个赌徒的赌桌“血泪史”，我觉得非写这个故事不可。
我总觉得我是个幸运儿，当我想写《小姨多鹤》的时候，恰巧碰见一个朋友，他认识个熟人，对日本在当时的满洲建立垦荒团的历史有所了解，所以没费什么劲就找到了当年垦荒团留在中国的几个日本女人，访谈和资料搜集马上就进行起来了。正在我准备写《妈阁是座城》的时候，也是一个好朋友无意中提起他正好认识一个在赌场工作多年的人。这就是和张豫冬的结缘开始。我认识了豫冬之后，他毫无保留地把他十年的生活经历告诉了我。豫冬是一个在赌徒对面见证正常人变成赌客再沦为赌徒的职业叠码仔，讲述他的亲身经历时生动细节信手拈来，一个个人物的故事都那么惊心动魄，本身就可成为一部部人格演变史，赌场现形记，博弈心理学，当然更应该成为一部好看的、极具戏剧性的小说。我羡慕豫冬的记忆力，那么生动形象多彩的记忆力，首先就是一个写作者的优厚条件。我也羡慕他厚实的生活经验，他跟我讲述的那些人物和细节，光凭想象是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