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写于二〇一三年至二〇一六年，几年间我的生活看来平静，但在隐秘的地方，变化悄然发生，我试图注视这些变化，就像在经久不散的雾霾中试图看清某个怪物的含混轮廓，于是就有了这本书。
这并不意味书中的故事有趋同的主题，它们之间并无明显关联，书中既有历史和人心的混杂产物（《北方大道》、《椰树长影》、《永生》），也有完全纯粹的情感故事（《我和你只有这四个夜晚》），更有一些无法定义的故事（《盐井风筝》、《柠檬裙子》）。因我想写的东西太多：从命运到爱情，从世道至内心，当中唯一相通的，大概是人的软弱、挣扎与犹疑，有时是面对权力，有时是面对爱情。
书中的人生活在北京、自贡、纽约和东京，因这是几年间我最熟悉的城市，我虚构人物，却无法虚化背景，而城市本身，似乎也在暗示命运。二〇一五年，我在东京生活了三个月，东京严谨、笃定、森然有序，大家列队走过十字路口，又列队走上地铁扶梯，这个城市也许有隐秘的冲动迷茫，但起码从表面看起来，它臣服于明确的秩序、既定的规则，像一个人到了中年，不再想奋力对抗些什么。那时我非常想念纽约，想念深夜的地铁，混乱的下城，整个城市都在无方向地流动，像混沌初开，一切尚未被命名和定型，像三十岁的我。
大概用了十年时间，我从一个正常意义上的文艺女青年，变成今天的自己，这种转变并不快乐，却已不可撤销，如同混沌初开之后，上帝说“要有光”，于是我知晓明暗，辨析善恶。吃下禁果意味着被乌托邦驱逐，远离无尽无涯的快乐，意味着与身俱来的罪，却也意味着自由。自由让我不想和生活和解，而决心保持愤怒，决心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而怒斥光明的消逝。愤怒并不是一件姿态优美的事情，好像也不大适合中年，但它确认了自我的存在，这几年中我反复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大法官》，陀引用了席勒的《愿望》：“没有得到天上的保证，只好相信内心的声音。”我试图寻找内心的声音，并由此反复询问自己：你是要自由，还是要安全？
当然是“自由”，即使这意味着重负，意味着一种不可知的动荡前程，就像《自由宪章》中所说，“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必须认识到，我们可能是自由的，但同时也有可能是悲苦的。自由并不意味着一切善物，甚或亦不意味着一切弊端或恶行之不存在”，我想写的正是这样的故事，想要自由，又难逃悲苦。
有件事非常奇怪，我惯于书写软弱的人性，含糊的情感，却在书写的过程中，获得了某种越发清明的勇气，这种勇气让我决心更加严肃地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