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国家
利益而设计，而不是为
满足个体需求。德意志帝国铁血宰相奥托·冯·俾斯麦于19世纪末率先开办国家养老金及社会保障福利，但他主要目标是确保国民忠诚，而不是增加国民福利。你在18岁为国家打仗，在40岁愿意纳税，是因为希望到70岁时候能够得到国家照顾。31
1776年，除生命权和自由权以外，美国开国元勋也把“追求幸福权利”列为人人不可剥夺权利。但必须强调，美国《独立宣言》保障是“追求”幸福权利，而不是“享有”幸福权利。关键
点是，托马斯·杰斐逊并未要求国家对国民幸福负起责任，而只是要限制国家权力。当时是希望让人能够享有选择权利，不用受国家监督。如果
觉得自己和约翰结婚比和玛丽结婚快乐、住在旧金山比住在盐湖城幸福、当酒保比当奶农开心，那就有权利去追求这些幸福，就算做错决定，国家也不该干涉。
但在过去几十年间，情况已有改变，有越来越多人开始认真思考边沁愿景。人们越来越相信，这些建立超过个世纪、为国家强大而设巨大系统，其实应该为国民幸福与福利而服务。不是们要服务国家，而是国家要服务们。“追求幸福权利”原本只是为约束国家权力，但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演变成“幸福快乐权利”，就像人类天生有权要求幸福快乐，如果有什
让们不能满足，就相当于违反们基本人权，而国家此时就该介入。
在20世纪，想评估个国家是否成功，公认标准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根据这标准，新加坡每位公民每年生产商品和服务平均总价值为56000美元，比起每位公民只生产平均总值14000美元哥斯达黎加，实在是成功太多。但现在思想家、政治家甚至经济学家，都呼吁要用GDH（grossdomestichappiness，国内幸福总值）来补充甚至取代GDP。毕竟，人们到底想要什？他们不想总是忙着生产，而是想要幸福快乐。生产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能够为幸福提供物质基础。但这只是手段，不是目。在次又次调查中，哥斯达黎加人报告生活满意度都远高于新加坡人。你愿意当个生产力高但不开心新加坡人，还是当个生产力较低但心满意足哥斯达黎加人？
可能就是出于这样逻辑，推动着人类把“幸福快乐”当作21世纪第二个主要目标。乍看之下，这个目标似乎相对比较容易实现。饥荒、瘟疫和战争正逐渐绝迹，人类正经历前所未有和平与繁荣，预期寿命也显著增加，因此，人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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