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在白俄人的芭蕾舞学校里接受过训练。她们进步神速；无论脚如何酸痛，她们的脸上永远保持微笑。她们不仅在北平演出，还在外地巡演。在上海，她们与当地最出名的外国舞蹈团百乐门宝贝儿（ParamountPeaches）同台献艺，后者因其舞蹈指导乔·法伦（JoeFarren）而闻名。法伦既是一位舞蹈家，又经营着一家赌博俱乐部。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远东地区的乔治·拉夫特[12]。他是从维也纳的犹太人贫民窟来上海淘金的。
几年之后，法伦将同上海最残,bao的黑帮成员和日本人发生冲突。然而在1930年代晚期，他是上海的夜生活之王。在公租界和法租界的夜总会，如仙乐斯、百乐门、逸园舞厅，法伦一手组织起各种娱乐活动。这些传奇般的夜总会光彩照人，使北平那批规模小得多的同类场所相形见绌。法伦的演出通常以最经典的剧目、最美丽的女孩和最豪华的行头著称。
舒拉的女孩的服装以及她们演出的剧目多模仿百老汇的音乐剧，或是声名远扬的齐格菲尔德[13]和他的讽刺剧。塔季扬娜以她模仿玛琳·黛德丽[14]的行头和剧目通杀全场。她的声音轻快而抑扬顿挫，犹如小鸟的鸣叫。她常常叼着一支抽到一半的香烟，它摇摇欲坠地挂在她唇边。北平的观众从未见过这样的中欧典雅风度和十足的性感。
巡演停留的其他城市多在东北和俄国流亡团体的聚居地，如天津、寒冷的工业城市奉天[15]（它靠近朝鲜的日占区），以及距苏联国界不远的哈尔滨（白俄观众最多的中国城市之一）。1930年代，俄式的娱乐节目十分盛行，吉卜赛爵士乐、俄式三弦琴之音、流亡者的思乡哀歌等与百老汇的最新歌曲和好莱坞的舞蹈剧目混合在了一起。整块大陆上的外国观众和西化的亚洲人都渴望看到这些文艺表演，因此剧团的巡演路线远至东京、横滨、马尼拉和槟城。
剧团成员过着浪迹天涯的生活。他们坐在装满行头的卡车里，睡在宿舍厚重的床垫上。为防跳蚤，每张床的床脚都在煤油罐里浸过。演员们在狭小的后台房间里化妆，把油彩涂在脸上；她们从厦门坐轮船去瑞天咸港，在甲板上还要排练新舞。在遥远的中国港口，如威海卫、烟台和亚瑟港[16]，舒拉·吉拉尔迪歌舞团是造访当地的演出团体中最时尚的。
在路上漂泊的生活确有其妙处。女孩们喜欢新加坡卡巴莱歌舞厅中的深夜，那里的白人男性带着文雅的欧洲口音，把鸦片卷在香烟顶端吸食。在横滨，观众向她们投掷的钞票如雨点般落下。缺点也不是没有的：在巴达维亚[17]，孤独寂寞的荷兰咖啡种植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