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leafWhittier）将其称之为“西方的哈希什”（Haschish）②，这种药物正在制造强大的幻梦，让人们认为可以进行领土扩张，认为自己就是法官，可以颠倒是非，认为天堂就是有着“舒适的农场”，还有一些“黑人天使作为监工”。4
奴隶制位于人类历史上最具活力和影响深远的生产综合体的中心。英国殖民地*员赫尔曼·梅里沃尔（HermanMerivale）指出，曼彻斯特和利物浦的“富裕实际上是建立在黑人的辛劳和受苦之上的，可以说他们用手挖掘了那里的码头，制造了那里的蒸汽机”。周边商品生产中的资本积累，根据梅里沃尔的说法，是大都市经济扩张的必要条件，而（必要时通过强制手段）获得劳动力是将丰富的土地变成生产性原材料供应商的先决条件。5
无论是庆祝奴隶制带来的物质进步，还是要求废除奴隶制，在19世纪50年代，许多同时代人都认为，全球经济发展需要身体上的强迫。卡尔·马克思在1853年很尖锐地表示，“资产阶级文明”和“野蛮行径”勾结在一起。但是这种说法在精英圈子里只是常识。例如，法国地理学家埃里斯·雷克斯（éliséeReclus）在《两个世界的评论》（RevuedesDeuxMondes）中写道：“英国的工业繁荣似乎与奴隶制的进步密切相关。”南方种植者热烈地同意这一点：棉花和棉花所依赖的奴隶制是现代世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美国和欧洲惊人物质进步的根基。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和棉花种植者詹姆斯·亨利·哈蒙德（JamesHenryHammond）有一次在参议院论坛上著名地说道，如果奴隶供应的棉花生长系统受到威胁，“英格兰将蹒跚地倒下，并带着整个文明世界一起”。“地球上没有任何力量敢于向棉花宣战。棉花为王”。6
奴隶制使得工业有着惊人的进步，同时享受着巨大的利润。然而，同时代人担心，这个庞大而醒目的机器只不过是一个表面，放大了我们前面所提到过的，欧洲长期以来对美国政治稳定的担忧。英国政治经济学家莱昂内·利瓦伊指出，作为“对外国的一个产业支流”，欧洲的棉花工业可能是脆弱的，尽管一位法国观察家认为它的繁荣“已经成为数以千计的工人生死攸关的问题，也关乎所有发达工业国家的繁荣和苦难”。7
最重要的是，奴隶制本身似乎对稳定具有潜在的危害——用曼彻斯特棉花供应协会的话来说，是一个“有隐患的基础”——不仅仅是因为它在美国产生了局部的紧张局势，也因为奴隶可以抵抗甚至反叛。曼彻斯特棉花供应协会在1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