痹与大意。
而四叔，似乎既没有太多的与死亡的理论和争吵，也没有太多的如大伯一样同死亡的抗争和打斗。在四叔的骨子里，有着太多如我一样的懦弱和沉默，总爱想事情，不愿说事情；愿意做事情，不愿辩事情。因为想得多，做得多，有时候不想是因为忙于做，到了无事可做了，就永远在沉默中冥思苦想了；忖忖久思，弄不明白时，便耽于酒和麻将了。在四叔，爱喝酒，永远不是酒徒；爱打牌，永远不是赌徒。他是借酒与麻将在交流，在寄托，在摆脱。缘于心中永远都有没有解开的结，虽然那结子比起生命并不更为重要，可他如一棵树木把自己的生命安扎在了沙土和石头的夹缝一样，雨阳如常时，生命也蓬蓬勃勃的，可突然遇到了风，就无力抵抗了，不得不随风倒下了。
和父亲、大伯比起来，似乎是四叔的生命更为脆弱些，因为他的心里似乎总有我们不知，而他自己也终无法开解的一团结子和麻乱。而我父亲，走得那么早，他的情感又那么细腻与顺和，对日子、子女、生命是那样地留恋和热爱，可却不得不为了我们的生存，离开这世界。大伯活至八十二岁，虽然也走得仓促和不该，然回想大伯时，总是让我们对生命感到敬意和尊严。无论如何说，大伯、父亲、叔叔他们弟兄三个都去了。父亲的死，是最早在我们家族完整的围墙上打开了一个口，之后从那风口中，吹过来的风，无情地把我大伯家的一双儿女——我的弟弟铁成、妹妹连云的生命之树，过早、过早地折断带走了。近三年，随着大伯和四叔的离去，我们家生命的围墙不是有了豁口，而是倒了一堵完整的墙。现在，我的堂叔和三婶还在世，但他们都已经七十多岁，而且日子对他们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大娘、母亲、四婶也都已经八十或者七十多，而且大娘和四婶，都是有病在身，思维、语言都已没有那么清晰了。倒是比起来，我七十多岁的母亲身体还好些，虽然几乎每天都吃药，可思维清晰得还和她年轻时候一模一样。在今天，以最世俗的目光去看待我们家，父辈和大娘、母亲、三婶、四婶所幸的，皆是他们的子女多孝顺。在我们一群的同辈和孙辈中，有的孝顺得堪称旧伦传统的楷模和榜样，尽管“孝”字在今天的社会里，显得那样陈旧和浅贱，可是在农村，那依然是对生命最大的安慰和尊重。而今天我们晚辈所幸的，是三叔、三婶、大娘、四婶和我母亲都健在，让我们感到一个家族生命的围墙有一方隅倒塌了，可别的方隅还有围墙站立着，不至于使那阴冷的风会从四面八方、放肆无碍地吹过来。
可是说到底，是有一堵围墙整面地已经不在了。从那儿望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