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偏瘫的消息是母亲在一次长途电话中告诉我的。
然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一天里，我回到老家时，一进村看到大伯独自坐在门口的树荫下，拐杖放在他身边，为了让他能方便地擦手、脸和因为半身不遂常流的口水啥的，家里的谁，像给孩子的胸前系上一条手绢一样，给大伯的布衫上缝了一条布手绢。我看见大伯孤独地坐在那儿的一瞬间，心里沉一下，泪水差点儿流出来。那一刻，我在心里感叹道：“人生啊——人生！”
然而大伯看见我，却一如往日地兴奋和激动，脸上挂着笑，飘着红亮亮的光，想动一下身子时，被我快走几步按住了。那时我把给大伯带的东西留给他，放在他身上，大伯却忽然问我说：“听说你想把工作调到北京那儿去？”
我朝大伯点点头。
而后大伯沉默一会儿，说调往北京如果是为了提拔做官那是应该的，如果不提拔、不做官，越调离家越远就没有必要了。大伯说我父亲不在了，只留我母亲在老家，我应该把工作调得离家近一些，应该把母亲照顾好才是大事情。之后大伯就催我赶快回家去，说我母亲在家等我回去呢。就是那一次探家时，我决计在我老家给大伯炒一碗鸡蛋炒饭端过去。可和我母亲计划这些时，母亲说大伯有病后，更爱吃大街上的烤红薯；说我哥嫂从县城回来常爱给大伯带一些从城里路边买的烤红薯，又金又红，香香甜甜，大伯说那个才好吃；说我那些叔伯兄弟和嫂子弟媳，对大伯都尽心孝顺，买吃买穿，很少让大伯受什么罪；说村里有几个得了脑血栓的人，大都很快下世了，就是抢救过来落下偏瘫后，也都没有我大伯的状况好。
大伯生活能自理，可以到处走动，和人聊家常。母亲反复说，大伯家的儿子、媳妇、女儿、女婿，个个孝顺实在，人真心真，只是大伯到了享福的年龄，有了享福的条件反而有病了。那次探家到期前，我又去看望大伯时，大伯跟我谈到了他的生和死。
大伯说：“连科，我怕活不了几年啦。”
我说：“怎么会。”
大伯说：“死倒不可怕，你爹下世多年了，他在那边等着我，我到那边也不寂寞。还有你弟弟铁成和妹妹连云，我常梦见他们呢。”
我说：“大伯，你别乱想。”
大伯笑了笑，把靠在他身边的拐杖从身子这边挪到那边去，像小孩子有了不该有的要求有些不好意思样，又像为有了那样的要求和打算，有些坦然、有些骄傲一样，说他已经跟我发成哥们说过了，和我的大姐、二姐也都说过了，说他一生好排场，再穷也要盖瓦房，孩子们娶媳妇，一定要客人吃够、吃好还要走时再拿些好吃的。说在村子里，凡是由他经手办的红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