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记忆深刻的，对我来说不是g,m，而是饥饿和无休止的劳作。
大姐有病，常年躺在床上。给大姐治病，成了我们家人心中的重心。大姐曾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文化大g,m”初期，同她的同学一起，大串联到过省会郑州，因为想家，又挤不上进京的火车，也就只好徒步返回，错过了她一生见到毛主席的机会。
毛主席这人，虽然伟大，可他不是医生，不能帮我大姐治病。这就使得我们家的生活，离g,m远了一步，如同乡村，离城市远了一步；如同农民，离市民远了一步；如同穷人，离富人远了一步。但g,m的气息，总还如夏热冬寒般，风风火火，时时常常地扑进我家院落，扑进乡村的田野。记得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初，社会上的“文攻武斗”，都已风来秋至，渐次地过去，我同生产队的老少社员，一边遥望着g,m，一边本能地促进着生产。有一天，在田里翻着红薯秧子，不知为何，竟有两辆卡车拉了g,m的青年，架着机枪，从田头公路上驶过。突然，他们朝着田野里的我们，打了一梭子机枪。子弹就落在田头的草上。草摇土飞之后，当过兵的一个退伍军人，突然大唤：“卧倒——”社员们就都学着他的样子，各自卧伏进了红薯秧的垄沟。起身之后，卡车已经远去，载着g,m者和他们的笑声。不知这g,m从何而来，又到何而去。于是间，生产队长就对着g,m的背影大喊大骂：“操你们奶奶，我们种地，你们g,m，井水不犯河水，碍着你们啥事儿啦？！”
乡村，不是那个年代的主体，不是g,m的主体。那个年代，和今天的改革开放完全一样，主体乃是城市，而非乡村和十亿农民。年代中无论何样岁月，中国的主人翁都是那些曾经在新旧中国的g,m中和g,m有过密切联系的人。但乡村，解放前是中国g,m的主要阵地；而在解放之后，除了“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或多或少，已经有了角色的根本变化，只是社会主角的群体配角，是g,m漫无边界的辐射地带，只是g,m兴起时的必然牺牲和最终成就g,m的辽阔地缘。“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最深刻的教训就是，g,m出产激情，并不生产粮食。“三年困难时期”饿死那么多的人，这就证明，无论如何g,m，乡村还要种地。
也必须种地。
要种地，就必须由如我样的学生，割草放牛。也就读书，也就割草与放牛。说不清哪个是正业，哪个才是业余。在割草放牛中，目睹着父母们日出劳作、日落而息和无休止的劳动换来的无休止的饥饿。这些所见，营养了那时我内心切实懵懂的一些要逃离土地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