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颖：你和莫言认识应该是比较晚的吧。好像《小鲍庄》和《透明的红萝卜》是发表在同一期杂志上。
王安忆：对的。呵呵，当时说到红萝卜，我就说，红山芋也可以啊，为什么非要红萝卜。因为我是一个写实主义者嘛。这句话传到他耳朵里去了，结果可想而知。所以我和莫言开始的时候也不协调的。我觉得莫言开始对我是有偏见的，因为我样样东西都和他不一样。上海，女性，在他眼里我好像是一个娇小姐。我记得我们一九八七年组团去德国，他就当众讥诮我的，但是后来慢慢慢慢我就和他变得越来越融洽了，我觉得这个人感情蛮深厚的。有一次我们两个人到新加坡参加一个华人文学评奖，然后又一同到马来西亚，讲演了一圈，大概相处了有十几天吧，相处得非常好，没有发生任何的不开心，并且我们两个人的讲演也配合得非常好，我就觉得我和他之间本来的什么一下子解决掉了，究竟怎么解决的我也不清楚。总之，自然而然。后来我想大概是因为他觉得我也蛮朴素的，他会问我，王安忆你怎么吃那么多，这个问题我没法回答的，吃得多吃得少这个怎么说，我觉得我只是正常而已的嘛。所以他发现我挺平实的。等到他把这个成见放下来了，就开始正常地和我交往了。
张新颖：呵呵，因为你成名比较早啊，人家有压迫感。
王安忆：那个时候他们都在读我的《新来的教练》啊什么的。我觉得莫言是个元气旺盛的作家，泥沙俱下的，他是可以淘得出金子来的。有一次访问阎连科的时候，有人问到，你和莫言最大的区别在哪？他说，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就是他写得比我好。这个回答很不容易，倒不是指他回答得谦虚，而是他说出一个事实，就是写作最本质的差异，好和更好。莫言我觉得他最大的特色就是他是在农民里生长出来的。
张新颖：而且他这个农民的立场他一点不掩饰。
王安忆：他不是说替农民代言那种意义的，而是他坚持在农民中的立场，使他获得了一个独立的空间，这空间在现实的层面上是人道的，审美上则是浪漫的。
张新颖：你刚才说莫言的小说泥沙俱下，我觉得说得特别好，很少有作家这样大气，因为泥沙俱下是需要一个巨大的流量的，流量不大你带动不了这些泥沙，好的坏的都带动起来；我还有种感觉就是，莫言有的时候写得很差，有的时候写得很好，有的作家他不敢写差，他写着写着如果写得很差，那就完了，从此就不会写好了，莫言他有种非常大的能力，他写得很差这个根本没关系，他今天写得很差，他下一本还能写得很好，有的作家他一旦滑落了，那他就没希望了。莫言他写得差对他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