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颖：一个是安全，还有一个，就是你谈到鲁迅有点俯视，你在“看”的时候会不会也是这样，因为我注意到你很喜欢屋顶，从屋顶看也就是从高处“看”。
王安忆：这是两个概念。我觉得我可能也会俯视，但是我俯视不像鲁迅，因为他有那么高的理想，那么高的立场，然后他就觉得你们芸芸众生真是——看你们可怜吧；我觉得我是这样，当这个事情不需要我参与的时候我会去看，可能是缺乏行动能力，我不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什么事情我一陷到里边去我马上就觉得没有心情去看，你不可能去看，人在事中嘛，你肯定就是个行动者、参与者，只有退出来，自己和那个事情无关你才可能看，就只能是一个他者。客观的是可能“看”，主观的是不可能“看”。
张新颖：就是离开那个身在其中的位置——但是离开其实还有一个位置高低的问题，就是屋顶其实还是高的。
王安忆：恐怕是一种特殊的环境，你看我看别的地方，不大从这么高的位置看。上海这个城市，在屋顶底下的城市，都是苟且的人生，不好看的，只有在屋顶上看你才会有略微壮大一点的感情，我是这样子看的。小市民的生活——这就是我写上海时经常会感到的，你要把它剥开来看，里边没有什么太好看的东西，但是我自己还是可以和它们商量的，不像是鲁迅一定要批评他们。我觉得鲁迅写《一件小事》吧，也是他心情一下子软弱的时候写的。蛮奇怪的就是，我们都没有像鲁迅这么强大的战斗力了，我们有的时候要妥协，因为不妥协的话会觉得很寂寞。
张新颖：虽然说不会像鲁迅表现得这样决绝呵，我觉得还确实不是在人群里边看人，是在人群外面看的。你比如说如果把你的《长恨歌》的开头部分去掉的话，这部小说好像也可以的。
王安忆：对，那时候有不少人要求去掉。
张新颖：但是去掉的话就不是王安忆的作品了，我就觉得去掉的话可以让别人去写了，有这么一个位置和没有这么一个位置，写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包括整个的感情啊，对小说描写的整个世界的看法，都会不一样。
王安忆：我现在也是同意这个，但是做起来也有麻烦，也会感到障碍。古典作家，就像托尔斯泰，俄罗斯那批，他们有个好处，他们人道主义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我真的同情你们，你们真的是很可怜，你们真的是可以解释的，你们所有的都是可以解释的，但是我不因为你们可怜那我就同意你们苟且，你们依然不能无耻，我不能和你们同流合污，我还是要批评你们。我觉得人还是应该崇高的，不放弃崇高的概念。我觉得到二十世纪以后，人道主义吧都是同流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