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他们对蒙古北部Egyin河谷出土匈奴时期人骨DNA分析,比如2003年在《美国人类遗传学杂志》上发表《蒙古Egyin河谷两千年前墓地细胞核和线粒体DNA分析》,在此基础上,该小组试图描画蒙古高原及中亚古代人口迁徙路线图,比如2006年在《美国体质人类学杂志》上发表《蒙古国人口起源:古今DNA结构分析》,2009年又在《人类遗传学》上发表《古DNA对南西伯利亚库尔干(kurgan)文化人群历史新启示》。他们以自己采集古今DNA样本为起点,参考各类基因库数据,建立起新分析框架,比如说,兼顾父系Y染色体和母系线粒体双重数据,不仅在方法上比过去有所推进,而且确定些数据标准。正是这些数据标准,成为Kim团队区分蒙古人和印欧人基础。而且不止于数据,更重要是数据历史应用。比较下Kim团队所使用关于历史上人群分类概念,几乎都见于凯泽—特拉基小组论文,比如古印欧语向东扩张、库尔干文化扩张与迁徙、斯基泰与游牧文化、蒙古人种、塔里木干尸等,可以说继承或共享近代欧洲东方学中那种印欧中心主义历史学关怀。
匈奴社会里出现个欧洲人,这个检测结果历史解释必定会引发众说纷纭,不过有意思是,即使对于这个检测技术过程,也有专家提出严厉指责。现居美国前苏联生物医学领域顶级科学家阿纳托利·克里沃索夫(AnatolyA.Klyosov)写篇毫不客气批评文章,对Kim团队基本数据和论证逻辑进行细致检验,发现检测数据和文献依据方面许多漏洞,比如把R1a1说成“库尔干文化”人群基因特征,就是个常见错误,因为更多地区和更多文化类型人群都具备这种基因,而且现有数据显示,与其说R1a1起源于欧洲,不如说更可能是起源于东亚。因此,出土于DuurligNars匈奴墓地这个人,并不能说是“西部欧亚男性”,而只是个带有Y染色体R1a1基因类型男性,他既可能来自欧亚草原东部地区,也可能来自南西伯利亚,或其他地方。
克里沃索夫批评说,以R1a1基因类型存在来支持“库尔干文化扩张与迁徙假说”没有科学依据,不仅跨越年代学严格规范,也把文化传播与血缘扩散混为谈。更不要说“古印欧语”只是个语言学分类,而语言传播与扩散从来就不会与人口变迁具有同样速率和模式。描述古基因所代表人群,在语言学、族群、地域、经济生产方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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