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跑,后被拴到独轮车上五年。在他自传中,他描述自己拴在“手推车妻子”上生活:
拖着手推车达五年零四个月……当拖着手推车出去干活时,它让怒火中烧。像没法说话野兽样……忍受着它……已经没有人样,这种状态把变成种滑稽可笑、会劳动动产。看着手推车妻子,带着苦涩、荒谬和耻辱感受……种人类耻辱感。像这样道德败坏人似乎不太可能会感到人类耻辱感……但灵魂却因这种惩罚而震怒。44
什若科罗波夫感受在19世纪60年代很有共鸣,那时,受过教育波兰人抵达西伯利亚监狱和刑罚定居点,开创并推广个人主权和自然权利观念。在1892年考察萨哈林岛以后,地理学家和植物学家安德烈·克拉斯诺夫写道,所有罪犯“都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没有权利……自己是贱民、被社会遗弃人而痛苦”45。当然,流放制度批评者极为看重罪犯自己对不可剥夺权利和尊严感悟,很少有人像什若科罗波夫样详细记录下自己对所受惩罚内心反应。即使这些作者只不过是把自己注意到东西表达出来,他们描述却让人们越来越反感西伯利亚流放者遭遇残酷惩罚。
但是最大丑闻还是来。1892年,西伯利亚流放史上最黑暗事件之——“奥诺尔事件”——开始走进公众视线。阿林比·汉诺夫是萨哈林岛雷科沃监狱里个不识字监督人,他负责监督建造条穿过密林和沼泽新路,这条路将把萨哈林岛中部偏远奥诺尔定居点和该岛南部联结起来。他手下五百名罪犯分到极为艰苦任务:拔除灌木,砍伐树木并将其连根拔起,建筑堤坝和搬运泥土。冬天,他们在萨哈林森林刺骨严寒中冻得瑟瑟发抖;夏天,成群蚊虫不停叮咬他们裸露在外皮肤。正如多罗舍维奇后来评论那样,“驱使人们像那样工作需要超自然力量。监狱当局在高级监督人汉诺夫身上……看到这种超自然力量”。汉诺夫原是个在卡拉金矿服刑苦役犯,后被转移到萨哈林岛,他是个品格值得怀疑人。46
1892年2月至12月,226人逃离施工现场,另有70人神秘地死亡。1892年,洛巴斯医生被分配到蒂莫夫斯克地区医院,他抵达萨哈林岛时,关于奥诺尔定居点极端残忍传言正在流放者当中传播:
监督施工看守,特别是高级监督人汉诺夫,正在把罪犯们饿死,用不发放面包配给方式惩罚他们,用超负荷工作把他们累到筋疲力尽,让他们遭受最可怕鞭打和折磨,这些做法经常造成罪犯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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