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长施建生后来对我说:“我带他们走了这么一大圈,你是当中翻译得最好的。”而且也对别人这么说。
后来。很多重要人士来台中,我曾为浸信会主教翻译,这种翻译我还能胜任。六0年代左右,蒋总统邀请《读者文摘》总编辑来台,因为他曾写过一篇关于台湾是个新宝岛的文章,到台中来他曾请我帮他翻译,这些经验给我很大的鼓励。当然,紧张的心情是免不了的,每次站在台上,我都像是战士披着盔甲上战场,总想怎么样能生还才好。文学作品的翻译必须到达精深的层次,日后我推动中书外译的一些计划,那是更高的挑战。
院长施建生后来对我说:“我带他们走了这么一大圈,你是当中翻译得最好的。”而且也对别人这么说。
后来。很多重要人士来台中,我曾为浸信会主教翻译,这种翻译我还能胜任。六0年代左右,蒋总统邀请《读者文摘》总编辑来台,因为他曾写过一篇关于台湾是个新宝岛的文章,到台中来他曾请我帮他翻译,这些经验给我很大的鼓励。当然,紧张的心情是免不了的,每次站在台上,我都像是战士披着盔甲上战场,总想怎么样能生还才好。文学作品的翻译必须到达精深的层次,日后我推动中书外译的一些计划,那是更高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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