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新天安堂由计志文牧师证婚定此一生。结婚前三日，裕昌受洗为基督徒。那时许多人已从北方到了上海，有些是z.府派往东北，尚未接收，已经失守（或沦入土共手中，或仍在拉锯战中）。大多数都只能困坐愁城，不知何去何从。那时上海的物价每日早晚都不一样，法币已贬值到提一袋也买不到食物的地步，所有的物资都被囤积起来。我们的结婚戒指是叫K金，因为金子已买不到了。婚礼的贺客坐满了礼拜堂（原不想铺张的宴客饭店，临时加不出双倍人数的食物，分两批上菜，令人窘甚），其中有抗日地下工作最后的“十大天王”中的六位。我父母去世后我在遗物中看到王非凡先生在狱中写的《锣鼓喧天》及
一幅字：
铁公，我敬爱您，十五年如一日。
十五年来，于快意时未忘您。于失望时未忘您，
饥时寒时哭时笑时更未忘您。
今在狱中遥祝您身体如春风般的强健，
默祷您事业如秋月般的光辉:
王非凡敬书于北平敌牢
一九四五、七、七
这幅字写于胜利前一个月，我珍藏至今。这些人在伪满洲国做国民z.府的地下抗日工作，九死一生，终熬到抗战胜利，由广阔的东北家乡到上海来，我的婚宴是他们最后一次聚会。几十条热血汉子，大声地谈着“挟着脑袋打日本”的艰辛往事。在上海所见，他们心中大约也明白将进入另一场噩梦。这些当年举杯给我祝稿的人，也就是我父亲晚年萦绕心头，使他端起酒杯就落泪的人。
婚礼后十天，我乘船回到台湾。此时已全无犹豫，回到原有工作，在已熟悉的台北建一个自己的家。父母不再担心，朋友们觉得我离开人心惶惶的上海，在“海外”有一个生活的目标竟是可羡之事。我也从此对人生不再有幻想。
回到台北，先借住在铁路局电务科长郑兆实先生的家。大约一个月后，带着我们最早买的家具，一桌、两椅、一张双人床和小柜，搬人我们的第一个家——奉准将台北电务段一间大仓库用甘蔗板隔成两家，暂用宿舍靠街的一户，另一户是新科长李枝厚先生一家，有六个小孩，全是很好的中小学生。
台湾糖业公司出产蔗糖，赚回大量外汇是国家收人最大的经济来源之一。榨糖副产品用来大规模养猪，制甘蔗板等等，对台湾的贡献真是巨大无比。而台糖生产的甘蔗板，在当年解决了无数新来人口的居住问题。唯一缺点，当隔壁家孩子嬉戏玩闹，推了隔间用的甘蔗板，我这边的屋子就变小了……。
我记得那隔成三小间的新家，外面是厚重的木板墙，位于很热闹的延平北路口，右边是警察派出所，与铁路局隔街棺对。墙外一条街通往后火车站，半条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