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他从小知道教育的重要意义。
十三岁时，考取官费的北洋水师学堂，他听得懂启蒙思想家创校的理想：当年清廷维新派的严复、伍光建等人和一些自英国留学归国的年轻军官，引进西方思想与新知，希望建立强大的现代海军，为国雪耻。这种奋发图强的志气，影响了他一生。
张校长在北洋水师学堂的年纪正是我在南开中学的年纪，我在校六年，听他在周会讲过多次的故事也成为我终生的记忆。
一八九四年，他由水师学堂毕业时，正逢中日甲午之战，北洋海军几乎全军覆没，连一艘可供学生实习的船都没有了。一年后，勉强派到“通济轮”上见习，竟是目睹甲午战场威海卫由战胜国日人手中移交给英国人占领的场面。他在自己国家的领海上眼睁睁地看着国帜三易，先下清旗再升日旗，隔一日改悬英国旗。
他在晚年回忆当时，“悲愤填胸，深受刺激…念国家积弱至此，苟不自强，奚以图存？而自强之道端在教育。”（一九四四年《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他怒忆当年，“士兵上身穿一坎肩，前面写一“兵”字，背后写“勇”字，衣服非大必小，不称体，面黄肌瘦，精神委靡，手持大刀，腰怀一枪（烟枪，抽鸦片用）慢吞吞地走出来，将黄龙旗（清朝）降下。旋英军整队出，步伐整齐。精神奕奕，相形之下，胜败可知。”
这样的羞耻使他深受刺激，更因为看到怠惰无知的一般民众，既无纪律和敬业精神也不知国难当头，故思索唯一能振作民心的只有教育，教现代知识、教爱国。他毅然决然离开海军，一心办教育，一九0八年，由氏家馆扩大到天津南开（捐得校地在天津西南城角，名南开）中学。建校之前，他曾两度前往日本参观各类学校，特别是私立学校，当时不满三十岁的他，满腔热血，誓为教育新中国的子弟献身。
更令人意外的是，一九一七年他已四十一岁，竟决心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研究西方教育理念。很多人劝他，“你已功成名就，干嘛去和那些洋孩子同堂读书!”甚至说，“这个脸你丢得起，我们感到丢不起。”他还是去了，认真研究、见习，做了许多交流活动，实验主义思想大师杜威也是他的老师。回国后，他创设南开大学。
抗日战争之初，日本人恨他发起爱国活动，炸毁南开。当时蒋委员长公开宣称，南开为国牺牲，有中国就有南开。”将南开与北平的北大、清华合为西南联大，在
昆明设校，成为抗战期间最好的大学。
抗日胜利后，一九四六年哥伦比亚大学授与张校长荣誉博士，一九四八年胡适和十一位美国学者合撰thereisanotherchina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