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国家主席要轮着做;甘肃的大右派杨子恒,有人攻击他提出甘人治甘的口号是有野心,他还顶人家:你也太小看我了,我是想治理国家来的。这些人能不挨批吗?你跟**党争权嘛。我没那些大右派的资格,也没那么高的水平说出那么大的话来。我只是在反右斗争中领导逼着我提意见,我就提了。单位发救济款不发给有困难的人,却发给当官的,穷人越穷,富人越富,这不是和国民党一样了吗?结果局长就抓住了我这句话,说我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要我作检查。我也知道这话说得有些偏激,叫检查就检查。可是检查的时候我说了句我这人毛病多,毛病就像离离原上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希望大家多批评帮我改正。他又逮住我这句话说,你是一心和**党对抗到底。散会后找我个别谈话。我们的局长是坏蛋,是个色鬼,经常和女同志说些不三不四的下流话,经常用很色的眼睛看女人。那次谈话的时候,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叫我坐在他的床上,他搬把椅子离得很近地坐着,色迷迷的眼睛看着我。我本来就对他很反感,他又看得我心里发毛,我就说他:你离我远点。这一下我可是得罪他了,过了一天他就布置人开我的批判会,要把我打成右派。我不服气,跑到专署去找公安局二处长黄钲,说我们局长要把我打成右派。那时候我丈夫章宗昌已经划成右派了,从兰州客车厂送到安西县的四工农场监督劳动。黄钲是老公安,认识章宗昌,也知道他已经去四工监督劳动了,我带着两个孩子很难,就去找我们局长说情:戚淑英是个有口没心的人,言论性质也不太严重,她男人已经划成右派了,她还要带几个孩子过日子,就不要把她搞成右派了。黄钲的说情可能起了点作用,局长叫秘书跟我谈话。秘书对我说,局长讲了,只要你揭发另外两个女同志的问题,就不把你划成右派。我当时想不通,心里也委实不忍心把那两位女同志搞成右派,就问秘书:这是局长说的话吗?秘书说是局长说的原话。我说是局长说的不是局长说的空口无凭,你叫局长给我写个条子,写个条子我就揭发别人。秘书回去照实汇报了我的话,局长可是火了,跟秘书说,啊呀呀,这个女人真厉害,她想抓我的把柄。这一来他就怀恨在心了,一定要把我整成右派。可是当时的局党委七个人,听他话的只有三个人,他不能强行通过表决把我打成右派。于是他就把我吊起来拖着。拖着拖着,偏向我的领导调走了两个,他的人占绝对多数了,1958年3月初就把我划成右派了,而且对我的处理比对我丈夫的处理还重:开除公职,送夹边沟劳动教养。
宣布我为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