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提出你的问题吧，尼采教授，”布雷尔说，悠闲地坐回他的椅子，“有鉴于我对你的连串发问，让你回问三个问题一点也不算过分。如果你的问题在我的知识领域之内，我会毫无保留地回答。”
布雷尔很疲倦。这一天很漫长，在他面前还有6点钟的教学讨论会以及傍晚时分的出诊。但即便如此，他不介意尼采的请求。相反，他感到兴高采烈与令人费解。或许，他所寻找的缝隙就在手边了。
“当你听到我的问题时，你也许跟你许多同行一样，会后悔这么爽快地答应。我有个三合一的问题，三个问题，但或许只有一个。还有另一件事，既是一项请求，也算一个问题，那就是你会跟我说实话吗？”
“哪三个问题呢？”布雷尔问道。
“第一，我会失明吗？第二，这样突然发病，会一直持续下去吗？还有最后一个，最困难的一个，我会像我父亲一样吗？我有一种正在恶化的脑部疾病吗？它会在我还年轻的时候就夺走我的生命，迫使我变成瘫痪，或更糟，变成疯癫或痴呆吗？”
布雷尔无言以对，他默默地坐着，漫不经心地翻阅尼采医疗卷宗内的扉页。在15年的执业生涯中，没有病人曾经提出过如此直言无讳到几近冷酷的问题。
察觉到他的狼狈，尼采继续说下去，“我很抱歉，让你面对这样的情况。不过，与医师谈话的不得要领，我已有许多年的经验，尤其是那些把自己看成真理代言人的德国医生，却老是在他们的意见上留一手。对于原本就是病人应该知道的事情，没有医生有权利去保留。”
尼采对德国医生的描绘，让布雷尔为之绝倒。但是尼采对病人的权利宣言，又让他感到按捺不下的怒气。这个留着巨大髭须的哲学家，对他而言是无足轻重的，却一再地挑战、刺激着他的心智。
“要讨论这些医疗职业上的议题，我是再乐意不过了，尼采教授。你所问的问题可说是直截了当，我会试着用同样的直率来回答。关于病人的权利，我同意你的立场。不过，你省略了一个同样重要的概念——病人的义务。我比较期待的是，与我的病人有一种完全诚实的关系。但那必须是一种相互的诚实，病人也必须保证对我以诚相待。诚实的问题、诚实的答案，两者造就了最佳的医疗效果。有了这样的前提，你就有了我的保证，我会跟你分享我所有的想法与结论。”
“但是，尼采教授，”布雷尔继续说下去，“我所不同意的是，事情应该永远这样。有某些病人还有某些情况，会使医生必须为了病人的利益，而保留事实的真相。”
“是的，布雷尔医生，我听过许多医师这么说。但是，谁有替别人做决定的权利呢？这种心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