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2月14日上午11点40分,克格勃(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派人闯入瓦西里·格罗斯曼住宅,搜查份书稿。结果他们不只带走那本书打字稿,还没收和它相关草稿和笔记,甚至就连打出这本书打字机与碳纸都不放过,行动规格形同逮捕个活人,只不过他们这次要逮捕是本书。这本书名字叫做《生活与命运》,后人管它叫“二十世纪《战争与和平》”。
格罗斯曼很清楚自己写些什,当初他投稿给杂志社时候难道没料想到会有这样结局吗?这是后来些学者争论细节问题,们先且别管,还是回到1961年情人节那场“逮捕”事件现场,看看格罗斯曼事后反应。他直接写封信给苏联最高领导赫鲁晓夫抗议:“有什理由让人身自由,却逮捕这部为之呈献生命书?”
当局似乎很在乎这位作者,历经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三朝而不倒苏共意识形态大总管,人称“灰衣主教”苏斯洛夫(MikhailSuslov)亲自接见他。以外表斯文谦逊、彬彬有礼而著称,但又深沉冷峻苏斯洛夫这样子对格罗斯曼说:“没有读过你这本小说,但读对它评论和报告。……你为什要把你书加入到敌人对准们核武器当中?又何必让它引起大家关于苏维埃体制到底还有没有必要讨论呢?……可以直接告诉你,这本书在两三百年内都不可能有出版机会。”
部前苏联禁书,这个身份多少就能决定本小说命运。在上世纪六十到八十年代,这个身份或许可以让本书在所谓“自由世界”受到许多关注,读者通常会期待能在里头读到铁幕背后冷酷悲惨真相,同时间接确认自己幸运与幸福(好在没活在那边)。只不过禁书太多,能从“社会主义阵营”这边侥幸逃到另边去书也不少,其中只有几个例子可以赢得大名,获得最高声誉。例如《日瓦格医生》与《古拉格群岛》,它们都得到诺贝尔文学奖(尽管帕斯捷尔纳克最后被迫拒绝领奖)。
问题是这样背景也会反过来限制这类小说生命。冷战结束,它们在很多读者眼中似乎就只剩下历史见证价值,别无其他。所以今天提起《古拉格群岛》和索尔仁尼琴,很多人都会露出丝倦怠神情,觉得那是本过时书与个过时人。《日瓦格医生》更是可悲,因为后来文档证明,它在西方流行原来与美国中情局有些关系,被他们利用,当做冷战意识形态争战兵器,于是无奈沾染上层政治污迹。
至于苏联这边就更不必提,禁书自然是没人看得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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