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克托·阿斯塔菲耶夫（1924—2001）在苏联文学界是十分引人注目的一位作家。他从五十年代起发表作品，第一本小说集《明春之前》（1953）并未引起广泛的注意。六十年代发表中篇《陨星雨》（1962），开始真正得到文学界的重视。阿斯塔菲耶夫充分显示其创作个性是在七十年代。1975年，长篇《最后的问候》（1968）和《牧童和牧女》（1971）等作品获俄罗斯国家奖。1978年，长篇《鱼王》（1976）获苏联国家奖。虽然1979年10月作者曾因短篇《落叶》（1979）受到批评，但阿斯塔菲耶夫的名字近年来却日益受到评论界的重视。有些评论认为阿斯塔菲耶夫是属于那种“初作默默无闻，嗣后日臻佳境”[1]的作家，因为就他主要作品的艺术技巧和内容深广程度来看，确实是一部胜似一部。到了八十年代，阿斯塔菲耶夫作为苏俄当代文学代表人物之一的地位就更是无可怀疑的了。
七十年代苏联文学的一个重要趋向是着重探索时代——历史的和现时的——在人的精神世界里引起的变化，着重发掘生活现象本身包含的道德意义。很多作家的作品里，战争描写已经失去了庄严的颂歌色彩，人们转而思考起其中包孕的大量人性的悲剧；生活也不再是美好和理想的同义语，战后时期一度流露的对生活的乐观情绪渐渐转变为批判的眼光。新的一代作家不仅在为某些生活现象寻找社会解释，而且认真地在探索社会现象里的人性道德含义。在创作观念、艺术技巧上，他们也力求创新。从俄罗斯和前苏联文学传统的观念看来，他们每个人都可以说是各有师承，然而他们每个人又都有自己的创新。这是传统和创新交替的一代，体现着两者的渗透和糅合。反映时代更替的矛盾表象正说明了艺术本身的内在综合。维克托·阿斯塔菲耶夫的创作正符合这种时代精神。在传统的眼光里，他有很多不合传统之处，从现代小说的角度来看，他又有很多执着于传统的地方。
一个作家，不管他对现实和人生的观察有多么深刻，总要以自己的生活体验作桥梁。当他观察、理解、分析生活现象和人物内心的时候，他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感受就要对种种现象进行筛选，而且自己的生活往往就成了创作的素材。因此文学作品带上某种程度的“自白”性质，实在是常见的现象。只是这类“自白”的因素通常都覆盖在色彩绚丽的情节外衣下面，并不那么惹人注目，而阿斯塔菲耶夫则很少去刻意组织情节，他越是淡淡地写来，这种“自白”的色彩就越加浓厚。然而这并不单纯是一己生活的回忆追记，作者追求的是越出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