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想必是等去巴黎的驿车吧？”于连停下在一家旅店吃午饭，店主人问。
“今天的，明天的，无所谓。”于连说。
正当他作心不在焉状的时候，驿车到了。有两个空位子。
“怎么！是你呀，我可怜的法尔考兹，”从日内瓦方向来的那位旅客对跟于连一起上车的人说。
“我还以为你已经在里昂附近，罗纳河畔一个迷人的山谷里安顿下来了呢？”
“好一个安顿下来！我在逃呢。”
“怎么！你在逃？你，圣吉罗！老实巴交的样子，难道你犯了什么罪不成？”法尔考兹笑着说。
“说真的，也差不多了。我逃避外省的那种讨厌的生活。你知道，我喜欢树林的清新和田野的宁静；你常常责备我想入非非。我一辈子都不想再听人谈政治了，可还是政治把我赶了出来。”
“那你在哪一党？”
“哪一党也不在，正是这把我毁了。我的全部政治是这样：我喜欢音乐，绘画，一本好书对我来说是—件大事；我快四十岁了。我还能活多久呢？十五年，二十年，最多三十年？那又怎么样呢？我坚信三十年后部长们会稍许机灵些，但和今天的部长们一样正派。我把英国的历史当作我们未来的一面镜子。总会有一位国王想增加他的特权；想当议员的野心、成为贵族院议员和米拉波挣的那几十万法郎，总会让外省的有钱人睡不着觉：他们把这叫作当自由党和爱人民。成为贵族院议员或内宫侍从的欲望使极端保王党们奔窜不已。在国家这条船上，人人都想掌舵，因为给的报酬多啊。难道就没有一个可怜的小小的位子给普通旅客吗？”
“是啊，是啊，那对你这个性情平和的人来说倒是很有意思的。是最近的选举把你赶出了外省吗？”
“我的不幸由来已久。四年前，我四十岁，有五十万法郎。今天，我多了四岁，却大概要少五万法郎，我在卖掉座落在罗纳河畔、位置极佳的蒙夫勒里古堡时要损失这个数目。在巴黎，我厌倦了你们所谓的十九世纪文明迫使人们扮演的那种没完没了的喜剧。我渴望着温情和淳朴。我在靠近罗纳河的山里买了一块地，天底下没有那么美的地方了。
“村里的本堂神甫和附近的绅士给我献了六个月的殷勤，我请他们吃晚饭，我对他们说：‘我离开巴黎，为的是一辈子不再谈论也不再听别人谈论政治，你们看到了，我什么报纸也没订，邮差给我送的信越少，我越高兴。’
“副本堂神甫不满意了，我成了无数明目张胆的要求、纠缠等等的目标。我想每年舍给穷人二、三百法郎，可人家要我送给宗教团体：圣约瑟夫会啦，圣母会啦，等等，我拒绝了，于是人家就百般羞辱我。我真蠢，居然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