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执达员哈郎先生带了两个见证人到她家来，她无可奈何，只好若无其事地让他们登记要扣押的物品。
他们从包法利的诊室开始，却没有登记骨相学的头颅，把那当做职业上需要的仪器；他们清点了厨房里的盘子、锅子、椅子、烛台，卧室里架子上的各种摆设。他们查看她的袍子、内衣、梳洗室；她的生活，甚至最见不得人的角落，也像一具尸体一样，陈列在众目睽睽之下，让这三个人随随意检查。
哈朗先生穿一件紧身的黑上衣，纽扣全部扣上，系了一条白领带，脚上的鞋套也扎得很紧，他翻来覆去地问：
“可以看看吗，太太？可以看看吗？”
他时常看得叫起来：
“真漂亮！……非常美！”
然后他把笔在左手拿着角质墨水瓶里沾沾墨水，继续登记。
等到他们查完了房间，又上顶楼去。
楼上有一张小书桌，里面锁着罗多夫的来信去。他们一定要她开锁。
“啊！来往信件！”哈朗先生很知趣地微笑着说。“对不起，可以查查吗？因为我要看看信件有没有别的东西。”
于是他斜拿着信纸，轻轻抖动，仿佛会抖出金币来似的。这可使她恼火了，她嫌这只粗手，这鼻涕虫一般又软又红的手指头，居然敢捏住这些曾使她心醉神迷的信纸。
他们总算走了！费莉西又进门来。她本来奉命在外面等候，要把包法利支使开。现在，她们赶快把扣押房产的留守人藏在阁楼里，他答应不出来。
夏尔整个晚上显得心事重重。艾玛用焦急的眼光看着他，以为他脸的皱纹也是对她的控诉，然后，她的目光落到中国屏风遮住的壁炉上，大窗帘上，扶手椅上，总之，这些减轻过她生活痛苦的东西上。她心里感到有些内疚，或者不如说，感到悔恨交加，但是这种悔恨不但没有使她的热情冷下去，反而使它更旺盛了。夏尔却在心平气和地拨火，两只脚搁在壁炉的铁架子上。
有时留守的人在阁楼里躲得不耐烦了，不免发出一点声响。
“楼上有人走动？”夏尔问道。
“没有！”她答道，“大约是一扇天窗没有关，风一吹就响。”
第二天是星期日，她到卢昂去找那些她久闻大名的银行家。他们不是下乡度假，就是出门了。她不怕碰钉子；碰到一个就向人家借钱，说她要钱有急用，担保一定归还。有的人当面笑她，没有人答应借钱。
两点钟，她跑到莱昂住的地方，敲他的门。没人来开。最后，他出来了。
“谁叫你来的？”
“打搅你了吗？”
“没有……不过……”
他承认房东不喜欢“女人”上门。
“我有话对你说，”她回答道。
于是他要拿出钥匙来。她拦住他。
“啊！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