晌，余教授抬起头来望着吴柱国说道，“我们这伙人，总算你最有成就。”
“我最有成就？”吴柱国惊愕的抬起头来。
“真的，柱国，”余教授的声音变得有点激动起来，“这些年，我一事无成。每次在报纸上看见你扬名国外的消息，我就不禁又感慨、又欣慰，至少还有你一个人在学术界替我们争一口气——”余教授说着禁不住伸过手去，捏了一下吴柱国的膀子。“钦磊——”吴柱国突然挣开余教授的手叫道，余教授发觉他的声音里竟充满了痛苦，“你这样说，更是叫我无地自容了！”“柱国？”余教授缩回手，喃喃唤道。
“钦磊，我告诉你一件事，你就懂得这些年我在国外的心情了，”吴柱国把烟斗搁在茶几上，卸下了他那副银丝边的眼镜，用手捏了一捏他那紧皱的眉心，“这些年，我都是在世界各地演讲开会度过去的，看起来热闹得很。上年东方历史学会在旧金山开会，我参加的那一组，有一个哈佛大学刚毕业的美国学生，宣读他一篇论文，题目是：《五四运动的重新估价》。那个小伙子一上来便把‘五四’批评得体无完肤，然后振振有词的结论道：这批狂热的中国知识青年，在一阵反传统、打倒偶像的运动中，将在中国实行二千多年的孔制彻底推翻，这些青年，昧于中国国情，盲目崇拜西方文化，迷信西方m;主科学，造成了中国思想界空前的大混乱。但是这批在父权中心社会成长的青年，既没有独立的思想体系，又没有坚定的意志力，当孔制传统一旦崩溃，他们顿时便失去了精神的依赖，于是彷惶、迷失，如同一群弑父的逆子——他们打倒了他们的精神之父——孔子，背负着重大的罪孽，开始了他们精神上的自我放逐，有的重新回头拥抱他们早已残破不堪的传统，有的奔逃海外，做了明哲保身的隐士。他们的运动瓦解了、变质了。有些中国学者把‘五四’比作中国的‘文艺复兴’，我认为，这只能算是一个流产了的‘文艺复兴’。他一念完，大家都很激动，尤其是几个中国教授和学生，目光一齐投向我，以为我一定会起来发言。可是我一句话也没有说，默默的离开了会场——”
“噢，柱国——”
“那个小伙子有些立论是不难辩倒的，可是，钦磊——”吴柱国的声音都有些哽住了，他干笑了一声，“你想想看，我在国外做了几十年的逃兵，在那种场合，还有什么脸面挺身出来，为‘五四’讲话呢？所以这些年在外国，我总不愿意讲民国史，那次在加大提到‘五四’，还是看见他们学生学潮闹的热闹，引起我的话题来——也不过是逗着他们玩玩，当笑话讲罢了。我们过去的光荣，到底容易讲些，我可以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