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到无助，当我们娴熟运用语言，辩才无碍；我以写作，来模糊语言，像一个儿童，在大雨天时躲在房间里，以一种不被名唤的窃喜之情。我以写作，来溶入时光，希望一笔一画，一字一句，如同沼泽里的萍藻，或是静室内的浮尘，能够不着痕迹地沉浸在一片未知的世界里。
——袁哲生
我们对他人生命的猜想，当然难免武断，主要因为在我们眼中，生命很容易形成准确明喻——一如本雅明的这句名言：一名在二十二岁就死去的诗人，在他生命里的每时每刻，就是一名在二十二岁就死去的诗人。死亡总是复核一切，就此而言，或许，我们记忆与怀念的一切往者，在我们想象里，都像是一路倒退着，退回自己生命起点之人。死亡布散确定性，但对小说家袁哲生而言，可喜的却是未知。于是，我有时也会想象他，就如上述引言那样，已经在自己人生里，借由写作，无数次退回起点，用一种童稚欢愉，以细雨，借暗房光影，字字句句，证成了最自足的无解。
在这独特的隐匿里，小说家想必无数次临摹过死亡，倒退着想象过自己，如同自所记忆的往者。小说家必定也明了，所谓“文学”，如果有任何无解的不义，那也许只是因为，对创作者而言，它需索一种多么倒错的征敛：它总是要求你，无尽微分过往年岁，一次次成就新的起点，直到一切终成短瞬；只有作品，可能代替创作者长久地生还。
多年以后，重读小说家的作品，我猜想，荣获1994年，时报文学奖短篇小说首奖的《送行》，既标志正式起点，也可能，划定了较稳定的象限，帮助我们归纳他的思索与实践。《送行》全篇，并无单一而完整的情节，只在从午夜至傍晚的连续时间里，展示一道聚散人事的动线：从小镇月台，火车车厢，台北车站，雨港公车总站周遭，公车里，直至半山腰的寄宿学校前。这个顺时推移的场景调度，呈现了小说家最鲜明的个人风格：如同摄影般的冷距书写。
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虽然仿拟的是客观纪实，但袁哲生并不僵硬自限，而是以全知观点，联系角色内外，低抑地，勾描出他们的感知或梦境，使整个篇章，如同线索细腻的织锦，交错各色人物。另一方面，这些处境各异的人物，却又一体被席卷于路，进入了人类学所谓的“阈限”（liminality）里。意思是：移动中的他们，已从原有场域结构中分离出来，却又尚未重新融入下一结构里。于是，小说辐聚的，具体说来，是将登上远洋渔船的父亲、将返校的儿子、将被捕回军营的哥哥，以及已离家的老婆婆、少妇与女孩。在阈限里，他们逸出各自常轨，置身于身份暧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