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转过身去，两个孩子已打开房间的门，但不敢迈出门槛。我的样子一定不是很让他们放心。他们站在那里，满脸惊恐地看着我。
他们的目光让我感觉到，他们好像看到了那些鬼怪故事里的人物，会让人浮想联翩，比实际看到的更多。也许我身边有个像墓地的雕像一样的人：我儿时记忆里那个被遗弃的女人，那个弃妇正直挺挺地站在那里。她从那不勒斯来到了都灵，拉住我的裙子，不让我从六楼跳下去。她知道我想抱住丈夫的腿哭泣，流着冷汗和血泪，恳求他留下来吧。那个弃妇让我想起来，她就那么做过。一天晚上，她服毒了。我母亲低声对两个和她一起干活的女人——她们一个是黑发，一个是金发——说：“那个可怜的女人，以为丈夫会后悔，会在她临终之前跑来求她原谅。”但实际上他很谨慎，远远待着，和新欢在一起。我母亲苦笑了一声，这个故事，和她知道的其他故事一样苦涩，都大同小异：没有爱的女人，她们眼里的光会熄灭；没有爱的女人，她们虽然活着，但心已经死了。六十年代晚期，一些客户还会找她量身定制衣服。她一边缝衣裳，一边说着这些话。一连几个小时，她都在那里裁剪、缝制，一边说着这些闲话，一边做衣服。我在偷偷听着，我想写故事的愿望，就是那时候在母亲的工作台下玩耍时滋生的。那个不忠的男人跑到了佩斯卡拉，他妻子特意处于生死之间，不得不叫救护车，送去医院急救，他也没有回来看看。那些话一直都留在了我脑子里。“特意处于生死之间”，就像走钢丝的人。我听到我母亲的话，不知道为什么，我想象那个弃妇出于对丈夫的爱，躺在一把剑的刀口上，利刃切开了她的衣服、皮肤。我看到她从医院回来，比之前更可怜了，我觉得她衣服下面有一道深红色的伤疤。那些邻居都躲着她，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跟她说话，对她说什么。
我猛然回到现实，内心充满怨恨，我想整个人扑向马里奥，用全身的力气殴打他。我决定从第二天开始，重新打电话给那些老朋友，和他们重新建立联系。但电话坏了，在这一点上，马里奥没有说谎。一拿起听筒，我就听到难以忍受的嘶鸣，还有遥远的人声。
我来到了手机跟前，特意用了一种柔和的声音，和我认识的那些人交谈。我想让他们觉得，我现在已经平静下来了，正在学会接受新的现实。对于那些愿意和我交谈的人，我会小心翼翼地问起马里奥，还有他的新欢。我假装自己已经知道了一切，现在只不过是想聊聊，发泄一下情绪。大部分人都是用单音节“是”和“不”来回答我，他们已经猜到我在暗中进行调查。有几个人忍不住向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