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阶段，我第一次感觉到，莉拉给自己划定的活动范围多么小，多么不容跨越，这让我也觉得很震撼。她越来越不关注发生在城区之外的事情，她的兴趣范围仅限于城区，还有那些发生在童年就认识的人身上的事儿。就我所知，甚至是工作，她的活动范围也很窄。因为工作的缘故，恩佐有时候会去米兰、都灵，莉拉从来都不挪窝。我自己越来越热衷于旅行，她的自我封闭让我觉得很奇怪。
在那个阶段，我利用一切机会离开意大利，尤其是能和尼诺一起同行的时候。比如说，当德国一家小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书，在西德和奥地利组织了一个巡回推广，尼诺放下了所有工作和我一起出发了，给我当司机，他非常愉快，也很配合。我们一起旅行了十五天，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窗外油画一样的风景，从我们眼前掠过。那些湖光山色、所有的城市和古迹都成了我们在一起的美好见证，都为我们的幸福增添了光彩。甚至是我们遇到的一些糟糕处境——因为我们在一些非常极端的读者面前说了一些挑衅的话——当时我们很害怕，但事后谈起来，就像那是一种愉悦的经历。
有一天晚上，我们开着汽车正要回宾馆，警察拦住了我们。在黑暗中，那些身穿制服的人手上拿着武器，口中说出的德语，无论是在我还是尼诺听来都觉得很邪恶。那些警察把我们从车里拉出来，把我们俩分开了，我上了一辆响着警笛的车，尼诺上了另一辆。我们被关在一个小房间里，好像被遗忘在那里，但后来我们受到了审问：证件、到德国的原因，还有我们的工作。一面墙壁上贴着一组照片，照片里都是一些阴沉的脸：有很多留胡子的男性，还有短头发的女性。我非常不安地在照片里寻找帕斯卡莱和娜迪亚的面孔，但没看到他们。我们到黎明时才被释放，警察把我们带到了汽车那里，没有人向我们道歉：我们的车牌是意大利的，我们是意大利人，检查是必须的。
在德国，我不由自主在被全世界通缉的那些罪犯的照片里，寻找莉拉非常在意的一个人，这让我自己也觉得意外。那天晚上，我觉得帕斯卡莱·佩卢索像一个冲天炮，是从莉拉盘踞的那个小天地里发射出来落进我的世界里——一个更宽广的世界，她是想提醒我，她现在也卷入了这桩全球性事件的漩涡里。有那么几秒钟，卡门的哥哥成了她越来越小的世界和我的越来越大的世界的接触点。
在我谈论我的书的夜晚，在那些我根本就不熟悉的小城市，关于政治气氛的严肃问题越来越少了，我总是用一些泛泛的话，围绕着“压迫”这个词发表看法。作为一个小说家，我觉得自己应该充满想象力。我说，没有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