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主义团体的艰难关系，我当时低估了它作为一种体验的重要性，现在我发现，通过参加那些活动，还有那些痛苦的讲述和反思，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谈到了我从小就一直想要掌握男性的思维方式。我感觉自己是男性捏造出来的女性，是他们通过想象构建的，每天晚上，我都这样说。我说到了，最近我看到了一个小时候的朋友，他是一个男性，但他正在尽一切努力，展示自己女性的一面。
我经常提到我在索拉拉的鞋店里度过的那半小时，这是我后来才发现的事儿，也许这是因为我从来都没想起过莉拉。不知道为什么，在任何时候，我都没提到过我们之间的友谊。有可能，我感觉到，她把我拖入了她和我们童年朋友的欲望里，但她没能力来描述她展示在我眼皮底下的东西。比如说，我忽然在阿方索身上看到的东西，她有没有看到？她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排除了这种可能。她完全沉迷于城区的内部斗争，她也满足于这一点。我呢，在法国的那些天，我感觉自己身处一个纷乱的中心，但我有能力总结出这些事情的规律。这些想法，通过我那本小书的成功得到了印证，这有助于平息我对未来的忧虑，就好像我通过写出来的字，说出来的话能厘清的事情，在现实中也一定能厘清。我想，事情就是这样：夫妻关系会崩溃，家庭会解体，文化支柱也会塌陷，社会m;主的任何协调和适应也不可靠，这时候，我和尼诺、他的孩子、我的孩子、工人阶级专政、女性，每样东西都显露出让人出乎预料的一面。一个夜晚接着一个夜晚，我四处走动，我看到了一种全面解构又重新组合的诱人前景。
同时，我总是匆匆忙忙给阿黛尔打电话，我和两个女儿说话，她们要么用单音节词回答我，要么总是重复问一个问题：“你什么时候回来？”快到圣诞节时，我和两个编辑告别了，她们非常关心我的遭遇，不想放我走。她们看了我的第一本书，想重新出版那本书，出于这个目的，她们把我带到了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的那家法国出版社，多年前，那本书在法国并没有成功。我有些羞怯地参与了那些讨论和协商，那两位女士支持我，她们和我不一样，她们很有战斗精神，懂得软硬兼施。通过米兰出版社的协调，他们最后达成了一个协议：一年之后，我的第一本书，可以通过我现在的法国出版社——这两位女士的出版社再次出版。
我打电话给尼诺，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他，他很热情。但是，说着说着，他表达了自己的不悦。
“也许，你已经不需要我了。”他说。
“开玩笑？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拥抱你了。”
“你现在全心全意地忙你的事情，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