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回到了罗马，告别前，我们信誓旦旦，一直在说保证的话，尼诺回那不勒斯了，我回了佛罗伦萨。
我几乎是踮着脚尖回到家里的，我确信自己要面对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刻，但两个女儿都欢天喜地地迎接了我。在家里，我走到哪儿，她们都跟着我——不仅仅是艾尔莎，黛黛也跟着我，她们有些警惕，就好像一不留神，我就会消失。阿黛尔对我很客气，她一次也没提到我给我的家庭带来的灾难。彼得罗很苍白，他只是给了我一张纸，上面写着几个给我打了电话的人的名字（莉拉出现了四次），他嘟哝着说，他要出一趟差，两个小时之后他就消失了，跟他母亲和两个女儿都没打招呼。
过了几天，阿黛尔才向我表明了她的态度：她希望我清醒一些，回到我丈夫的身边。我用了几个星期时间让她明白，我既不想清醒，也不想回到我丈夫身边。在这一段时间里，她从来都没有抬高过嗓门，没有失去耐性，也从来没讽刺我和尼诺之间长时间的、频繁的通话。她对于南泰尔那两位编辑的电话倒是很感兴趣，她们告诉我那本书的进展，还有在法国将要举办的读者见面会的日期。法国报纸对我的好评没让阿黛尔惊讶，她说，这本书在意大利一定会引起关注，在国内报纸上肯定会有更多好评。尤其是，她一直在赞扬我的智慧、文化和勇气。现在彼得罗一直都不出现，她从来都没说什么捍卫儿子的话。
我排除了彼得罗真的需要出差离开佛罗伦萨的可能。我马上就发现——我带着愤怒和一丝鄙夷察觉到，他把解决我们危机的任务，交到了他母亲手里，他不知道躲在哪个角落里，去写那本没完没了的书。有一次，我忍不住对阿黛尔说：
“和你儿子一起生活，真是太难了。”
“和任何一个男人一起生活都很艰难。”
“相信我，跟他在一起尤其艰难。”
“你觉得和尼诺在一起，情况会好一些吗？”
“是的。”
“我已经打听过了，他名声不怎么好，米兰有很多关于他的传言。”
“我不需要知道米兰的闲言碎语，我已经爱他爱了快二十年了，对于他，我比任何人都了解，我可以不用听那些闲话。”
“你怎么那么喜欢说你爱他呢。”
“我为什么不能说？”
“你说得对，为什么不呢？我错了，恋爱的人都很盲目。”
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再也没提到过尼诺。我把两个孩子托付给她，自己跑到那不勒斯去，她连眼睛都不眨一下。我跟她解释说，从那不勒斯回来，我要去法国一个星期，她同样眼睛都不带眨一下。她只是有点儿话里带刺地问我：
“圣诞节你在吧？你会和两个孩子一起过吧？”
这个问题几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