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书中对古希腊“理想城市”进行描述。他说,城市内部设计最重要是健康和卫生。事实上,古希腊城市中也确实出现人类历史上最早体育场和疗养设施。在古希腊繁盛时期,著名建筑师希波丹姆斯设计思想强调与自然协调,城市边界以山或者海为界,城墙形状是不规则,目是人与自然环境间关系不受破坏。[61]
而中国城市建设原则是“整齐”。《周礼·考工记》这样描述理想都城制度:“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夫。”[62]特点是方方正正,棋盘式布局,突出政治需要,“非令壮丽,无以重威”。高大城楼和宫室,是为突出政治上威严和压制。
同样,到中世纪后期,西方城市精神与中国古代城市建设原则仍然有着极大反差。西方中世纪自治城市基本都是经济原因自发形成,是“无规划城市”,中国古代所有城市却都是政治性,是“规划城市”,作为首都、省级、县级行政机构所在地而出现。在唐朝,中央z.府明令“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在州县z.府所在地之外,不许出现自由集市,因此也不会产生经济性城镇。而西方中世纪城墙大都是市民自己集资建造,中国城墙则是国家以征发劳役方式建造。和上古时样,中世纪欧洲城市多呈不规则形状,而中国城市布局直都是正南正北,四四方方,处处体现规矩意识。
西方中世纪自治城市精神是“自由”,而中国古代城市精神是“控制”。宋代以前,中国城市长期实行“里坊制”,目是对城市居民进行严格束缚,便于管理。因此,如果穿越回大唐长安,你会惊讶地发现,号称“开放”唐朝,城市生活居然是高度封闭。长安城内分成100多个里坊,每个里以上见方街区都用高大夯土坊墙围起来,如同个小城,只在四方开4个门,居民想要上街,必须经由四门。长安城内绝大多数地方不许开设商店。整个巨大城市之内只有两个市场。炒个菜炒到半,发现没盐,你没有选择,只能到东西两市去买。假如你住在长安城内偏南丰安坊,那距离最近是西市,你需要走上整整6里地,来回就是12里,才能买到包盐。而且出门前你还得注意下时间,因为两市不是全天营业,而是每天中午12点到太阳落山前7刻才营业。所以《卖炭翁》中才说:“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为什太阳已经很高,还在市场外面待着不进市场呢?因为还没到中午,没有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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