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一个庄园法庭上，农奴们指控说，他们的领主用犁耕坏了一块公用道路，以致车辆不能像以前那样正常穿行。法庭发布命令，要求领主必须将道路修复完好。1517年，贝塔夫德郡的阿斯特威克庄园通过了一项法令：“由佃农们规定，领主不应在属于公地的牧场上放牧他的牲畜。”[19]
因此，如果领主不讲理，想增加农奴的负担，让他多交点东西或者多干活，农奴可以跟自己的领主锱铢必较，并在法庭上据理力争。如果领主随便剥夺他的土地，或者侵犯农奴的权利，他可以到庄园法庭起诉，一般情况下会获胜。
因此中世纪英国许多庄园的地租长期稳定，“一个佃户的地租往往长达200年或250年保持不变”[20]。
封建制下，庄园里的农奴只面对庄园主，无须面对官府的压榨，这意味着农奴的负担固定化，和中国封建制下井田制时代的九税一类似。因此，封建制下一般不会出现越到后期农民负担越重的情况。
二
第二个区别是郡县制下的农民缺乏社会保障，而封建制下的劳动者有更好的社会保障。
我们知道，现代国家通常分为两种，一种是福利国家，大z.府，比如北欧诸国，税收很重，但是福利很好。[21]另一种是“自由放任”国家，像美国这样的，小z.府，税不算高，但是福利也不好。换句话说，现代国家权力和责任通常是对应的。国家多收税，就要多给老百姓做事。
郡县制下的中国是第三种类型的国家。一方面是大z.府，权力大，对民间社会控制能力很强，特别是税收很严厉，秦汉实行什伍之制，隋唐“大索貌阅”，明代“大军点户”，都是为了能更好地收税，“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
另一方面却是小z.府，z.府收完税，并不负担老百姓的基本福利。用黄宗羲的话来说，这种制度就是“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任何好处也不想给下层的人剩下，所有的利益都要集中在上层。所以中国古代历史上几乎没有真正的社会保障，只能多生孩子，“养儿防老”。
这是因为确定了中国政治基本逻辑的法家是坚决反对福利国家的。法家仇视贫民，韩非子说过：“贫穷者，非侈则堕也。”穷人为什么穷呢？因为他们不好好劳动，不是懒汉就是二流子，所以绝不能救济他们，越救济他们越懒。
韩非子说，即使有能力救济灾民，也不能救，宁可把物资扔了，也不能给饥民用。
秦大饥，应侯请曰：“五苑之草著，蔬菜、橡果、枣栗，足以活民，请发之。”昭襄王曰：“吾秦法，使民有功而受赏，有罪而受诛。今发五苑之蔬草者，使民有功与无功
